明末天下大乱，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竟无一人上朝。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诸臣误朕”实从洪武年间的“朕”不尊重“诸臣”积累而至。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他总结当时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见《宝纶堂集》）。当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不为君谋，只好为身谋，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服务。钱谦益的名诗：“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无须择树择主，真是太没骨气了。  

　　清初，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据康乾时王应奎的《柳南续笔》卷二所载《诸生就试》所云：“鼎革初（清初），诸生（明所遗秀才）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主试考官）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伯夷、叔齐，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观》有相同记载，文字略异）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如果出来应试，朝廷便会录用。这些没有骨气的“隐士”便纷纷参加考试，一参加考试，就是想当清朝的官，也便失了节，便不是隐士了。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官未当上，隐士也当不上了，好不凄凉啊，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买一批有才学之士，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买，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脚踢开。有怨声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咒骂几声。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兴文字狱，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割去脑袋，脑袋一割，就不能再咒骂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软硬兼施，威恩并济，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文人们也被整苦了。  

　　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