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