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随着曹操思维的转变，“三国”便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暗杀无一成功，离间无一失败。甚至还发展出了反离间计。战争正式进入智力时代，英雄们都开始思考如何用最小的社会动荡换得最彻底的革命胜利。

　　虽说曹操瞧不起王允，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交上锋，重“智”的王允必能战胜重“勇”的董卓。所以他就放心地将灭董的任务转嫁给王允去办了。王允确乎留有一手，硬刀不灵用软刀，亮出了美女貂婵。

　　貂婵、王允的成功就是曹操的成功，而王允被逼跳楼则是曹操更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却没能战胜自己。自从完成刺董献刀的惊险一跃之后，他原本多疑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了。不但在逃跑途中失手将吕伯奢全家灭门，还失口向陈宫暴露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凶残本性。致使刚从董卓那里买来的“忠义”之名大打折扣。不过，从他放过救命恩人陈宫，说明他当时还不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纯法家。他的儒皮是逐层脱去的，直到头风痛不治，直到杀死名医华佗。行为是检验人生哲学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