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底，父亲又被召回军中，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那时的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字可亭，属张群的政学系，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推荐先父出任。白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先父是蒋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祸尤未可知，就赶上国共内战，将蒋托付央行的大部分资金带到台湾。从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得全国到处飞。曾计算过，在这年5月里，不到四个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飞机。要知道，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三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三架，多半是天气与保养的问题。那时节飞机出意外的机会真是不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了飞机就可呼呼大睡的，为了“公”就顾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飞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军总司令)与蒋经国，在办这件公事时：周嘱速送眷赴台，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里海边)已陷也，回告妻儿(作者是幼子，也在里面)，均愿赴台，因托仲谋洽机，余赴央行洽事，一时半回，则室已空。因赶往机场送行，俟三时起飞后回。显然先父这次来沪跟提出央行最后这第四批金银作军费有关，也因为这一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周总司令，使包括当时在上海念小学的笔者在内的部分家属才得以“脱离虎口”。先父“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王东原将军评父亲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以他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台，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事后，父亲也觉得“……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这是他5月28日于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记下的，同时也提到两周来他体重掉了11磅，并于前一日昏倒过。)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日，以后他工作的重点就只在金马台澎了。 　　在台湾的工作  　　1949年底，先父乘载台北运成都5万两黄金的回程机，带领几位共危难的同事，包括董德成、叶良光等，飞到台湾。这些人，从另一立场看，都是国民党最反动的顽固派了。事实上，他们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到了台湾，在两蒋的领导下，与台湾百姓齐心把台湾建设成令人称羡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1950年1月8日蒋介石日记：“朝课毕，见吴嵩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蒋总结大陆的失败，军人数目不核实、军需腐败是重要因素，改革军中财务任务就落在先父肩上。 　　1月21日先父日记：“上午随关部长(吉玉)、徐(董事长)柏园、严厅长(家淦)、任厅长(显群)及陈次长(良)于11时进谒总裁：1.一月份军费照给；2.军额减为80万人；3.军饷应直接发到官兵身上。”蒋又提核实部队人数，撤退来台湾的军人应在百万以上。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中间(1950年4月)出任军需署署长兼管经理署，总的还是管军费。蒋介石实在换不出别的可靠的人，而且知道他忠于职守，即使不升官也无怨言。笔者出国的那年(1964年)，他届龄从军中退休，去当年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唐荣)担任董事长。 　　刚到台湾，财务署实行补给到团，即点名发饷，立刻把大陆吃空缺的陋习从军中扫空。但先父同时发现： 　　各部队自大陆撤退以来，多多少少总有些亏空(垫付款)，过去可寅吃卯粮；现在军费不再经过军师部，对过去亏空无法交代。我已向各部队查明，是项亏空共有104万元(新台币)。当时任君立刻起来报告：“吴署长所说的必是实情，为使部队长安心工作，此事必须予以解决，我负责筹款。”蒋“总统”(介石)即席指示照办。各部队长觉得这样痛快解决问题，非过去所能想象得到，大家欢声雷动，无不竭力拥护补给到团的核实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整顿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位任君就是任显群，是位有担当的台湾省财政厅长，后来为追求京戏名旦顾正秋得罪了蒋经国，吃了不白的官司。1950年6月19日先父记下颇有意思的有关两颗台湾政坛新星的评语：“晨访任(显群)严(家淦)二君，任锋露、严稳狡，各有千秋”。看来先父还是比较欣赏锋芒毕露的任显群，能做实事，解决问题；而严则会玩政治。此当年台湾省先后财政厅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任后锒镗入狱；而严则一帆风顺，“贵”至“中华民国总统”，继蒋介石。人之一生命运为其性格所铸成，在此再得佐证。先父则觉，在人事应付间，自愧才不如二君。得蒋老先生赏识信任，一生唯以“廉洁”二字相报。 　　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给各部队发给特支费的制度。那时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时间多，分访各部队长征询意见。有一次到嘉义75军，晚间与叶军长、罗师长闲聊，叶说：“现在军长无法干了！”问何故？他说：“军长现在每月特支费为180元，可做什么用？从大陆撤退来的旧部，我们每人都很多，经常每月总有几个来找你；现在编制确定了，人事稳定了，不能随便补人。有人来找你，总要请吃一顿饭，送一些旅费。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从知道你做军长的苦处。昨天还有一个人来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掷跑走了；你看气不气人？”他次日回到台北，适逢(“总统府”)财经会谈，就把这故事简单地报告了。当时任厅长立刻起来又支持他说：“吴署长说的对，部队长需要有一些特支费才能办事，我负责每月筹100万元，请他去分配。”蒋“总统”指示照办。当日，他即通告预算局将此特支费妥为分配，呈请核定后拨发，军长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决了军中一个难题。所以，当年在部队中，先父有“财神爷”之称。因为他经常去访问部队，解决其随时发生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不久，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他回忆往事，在执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怀念他老友任显群之贡献，任的功劳应是不可磨灭的。 　　他同时要与美国顾问打交道。军需署共七位顾问，许廉夫中校(Lt. )为首席，是他对手，时常偕同出去访问部队。……许认为要提高部队士气，必须先使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他提议士兵副食须增加每天黄豆二两、每月鱼肉各一斤，连同原有的油盐配给，方能足够营养；至于军服，第一年冬夏各发人字布服装各贰套，以资替换，并发棉背心加活动袖子一件，以后每年发冬夏服各一套。先父曾请示“总统”，蒋老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军械要请美国人支持，至于吃穿应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对许顾问所提的办法，原不想再予进行，但是许坚持非这样办不可，那时已做成计划，只等待先父签字，最后得到中美双方核定。他犹忆这一方案的经费，“占了那一年经援的大部分，但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实有极大贡献。那时，要增加每月军肉鱼各一斤，供应七十万大军，实在不是一件易办的事”。(按：初抵台湾，经整编后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先父记下1950年3月31日总统府军事会议上曾提到的，空军82000人，海军43000人，陆军575000人，合计70万。而1月21日日记则为80万，两个月缩编了10万人。) 　　蒋介石不想要美国人涉入国民党军队补给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国人就是喜欢利用顾问补给，进而控制盟国的军队，然后以容易受它控制的军人发动政变，设立它心目中的“民主”政权。美国在南朝鲜、南越都以给官兵发饷为饵，控制军队后，发动政变。50年代，美国早已想在台湾如法炮制，给国民党军队发饷，为蒋所拒。美国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质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么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当时他身边还有精明能干、饱经忧患的蒋经国。 　　这里又想起半世纪前的“5?24事件”。1957年刘自然少校被美军雷诺上士于近距离枪杀，2个月后美军判雷诺无罪。台北爆发群众暴动，美国“大使馆”及新闻处被侵入，据说是蒋经国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国在台的情报活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被监视器拍摄到。而所搜到的情资里，就有美国扶植台独等证据。可以想见美国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政一向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蒋经国要显点颜色给美看。后来倒霉的是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他那时被内定为联勤总司令，已经开始做接任新职的准备。先父是联勤里最资深的，我们父子曾被邀请去他家，在台北宾馆斜对面，蛮宽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结果，他当然是空欢喜一场，被撤职，连卫戍司令也当不成了。 class=’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