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总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总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又是奉化的邻乡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1943年8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20两(照规定为25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图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作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惟谆戒要爱新兵而已。…… 　　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抗战那时已近尾声，不到一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日寇的侵略这笔账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点读书人的良知，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特立独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显然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变中国》) 　　其实，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战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牺牲的岂止平民新兵？几乎每个家庭的亲族里都有病死之人，笔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粖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陈诚系的王东原(湖北省主席)请去当财政厅长，先父对在湖北任职两件事常悬念在心头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务是由王主席东公推荐。当东公携着名单向蒋先生报告时，委员长指着我的名字说：“他是办军需的，不能去！”东公说：“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实，王东公曾请我们高级班同学刘公武兄事先征求我意见，我说：“现在我们工作没有个人自由，如果委员长一定要派我去，我自乐意去追随东公。”我知道委员长选拔干部，有他一贯的方针，违反他意志的事情，实非我所愿，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张，像是先父在攒营，使他不快)。第二，当王东公调任湖南主席，万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辞呈，并面报武公表示坚决。武公向委员长报告时，委座说：“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余各厅处可随便更换。”当武公归来告诉我经过时，使我对委座成全支持的德意，又增一层不可磨灭的感戴！他除当财政厅长外，也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他与湖北人相处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职中，“与议会也相处得不错。第一月初到差时，曾遭若干位围攻炮轰，以后他们知道了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形，从不曾再对我有不礼貌言词，有时且替我辩护”。［按：先父由重庆去湖北任职时，途中被匪抢掠，可能是民国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现任官员，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记录：“湖北省新任财政厅长吴嵩庆等的专车行至川东武隆白马山，被贵州道真王怀瑾匪伙拦劫，并绑走数人为质，吆吓官方……”(《中国土匪》，2008)］ 　　先父当了近三年的湖北财政厅长，笔者曾记下：他依然是两袖清风，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这些小孩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一个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念小学三年级时我与当时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记得那时他是学校的明星，周围都围着捧月的众星。有一个镜头印在我脑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只圆形的大表！到笔者有一只表时，已是十余年以后了。多年后读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夫人因为儿子在美国并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台湾养老，大叹美国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园里曾见到过的少年同学，真是人生如梦呀！ 　　出任财务署长管内战军费(信任而不“亲”)  class=’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