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浦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6月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教育部)院长蔡孑民(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1940)，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年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入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或许是他平日在此杂志投过稿而列入征文之列，但在他自传里丝毫未提及。《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记下：“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这种理想，当然来自传统儒学与在巴黎留学时亲身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息战思潮。1931年，中国正经历“9?18”事变，惨受日本及列强的侵略，祖国能无军备吗？多年后，先父又奉命出掌国民党军队财务与军需署，所管正与军备有密切关联，与他刚回国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动乱的大时代中，有几人还能紧抱自己最初的梦想，而不为时势所推移？(刘瑞林编，《温故之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广西大学出版社；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这样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说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国民党军事制度》，2009)。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当时宁波故乡的“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先父却掩护地下党周鸣宇逃逸。“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迫害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由上文知道，先父并没担任过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只是位秘书，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会的主任秘书。这里又显示出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党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