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你说工人罢工就叫作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终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思想激进，一切都以共产党员的准则要求自己。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大家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大致就在1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体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吧！”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导致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张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沧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绝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辩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只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领导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class=’page’>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