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李宗仁：鲍罗廷以总司令位子诱我反蒋(图) 李宗仁 　　所谓“中央北迁问题”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 　　蒋总司令之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独裁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京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但是蒋氏个性倔强，硬干到底，绝不表示让步。 　　我们克复南昌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苏联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抵达南昌，由总司令亲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庐山开会。我因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且未在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而已。会议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径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对蒋氏留中央于南昌的计划的一大打击。不过，此时分任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闿、张人杰两氏尚滞留广东，蒋拟继续请谭、张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形。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下江浙，我为此事也时去南昌参加会议，见蒋氏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我唯恐事态扩大，影响军事进展，乃力劝蒋氏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应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说：“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他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我说：“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此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蒋才无话。其后果然，反蒋甚烈的二、六两军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克复南京，可见他们也还顾全大局，并非不可理喻。12月底，谭延闿、张人杰抵南昌，住了几个星期，谭往武汉，张却去上海。 　　我在南昌总司令部见到新客极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张已做了总司令部里的总参议。渠何时就职，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黄郛是初从上海来的。黄也是浙江人，蒋的同乡，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和蒋也曾“换帖”。黄氏后来迭任北洋政府要职，1924年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讲，而举止从容，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他来赣何事，我们也不得而知。唯当时汉、浔一带党报对黄氏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总司令为此曾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 　　(黄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但是黄郛究为何事来南昌访蒋，我们终不知其底蕴。 　　二 　　就在浔、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之际，我们东征军的部署也逐渐就绪，计划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我军整个北伐计划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而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向我附义的敌军周凤岐、刘佐龙等部也都编入战斗序列，参加作战。当时指挥系统如下(略)： 　　各路部署即定，东路军遂于1927年1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致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诉我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初未加以丝毫约束，也是事实。我回抵武汉，便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已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唐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明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1927年1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观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坠，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闿。他们反蒋的理由不外数端：一是说，蒋在制造军事独裁。他在广东已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再则说，蒋氏个性偏私狭隘，北伐各军待遇悬殊。蒋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势力，于德于法，均不足以为全军主帅。还有就是说，蒋氏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旧官僚相勾结等。总之，蒋氏必须打倒或撤换。至少“总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防止其独裁的倾向。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