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帝国的中央政府同样希望控制这批举足轻重的武装，以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预备立宪期间，中央政府即成立了陆军部，将各省的新军整编成36镇，由北京统辖。随后，一批在新军中很有威望的将帅，纷纷以明升暗降的传统招数，被调离他们所统辖的军队。但这些调离的将帅们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兵权的丧失，因为以中国的传统，军队往往只服从于他们的统帅，即使他们的统帅已经调离，但对他们依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在帝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多年，在未来的中国，依然会持续若干年。 　　实际上，中央政府控制新军的能力，十分有限。革命党人自然也不能控制新军，孙中山自始至终就没有自己可以调动的军队。相互对立的双方，为着各自的目的，在新军中展开了争夺，但争夺的结果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胜利不属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属于能够控制军队的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奇特风景。帝国政府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了然于胸，为免将新军逼至类似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那样的困境，而对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了姑息的态度，曾多次指示各地督抚，“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帝国政府此种投鼠忌器的心态，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尽管在新军中的策动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革命党人新的暴动计划还是遭到了挫折。在募来了一笔16万元的巨款后，充满革命激情的孙中山不失“大炮”本色，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暴动计划。在这个新的暴动计划中，先以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敢死队攻占广州，再以广州新军为主力组成的十路大军，分头挺进湖南、江西，另在长江流域策动新军举兵响应，各路大军于南京会师之后，举行北伐，直捣北京。计划的庞大并不等于计划的周密。当黄兴带领部分暴动人员于4 月下旬潜入广州时，发现广州已经戒备森严。 　　原来，4月上旬，另一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私自潜入广州，实施他的行刺计划，引起了当局的警觉。显然，这两个计划缺乏必要的协调。广州起义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这里采用的是最新考证的数字，但更多的人似乎习惯用“黄花岗72烈士”这个数字。但是，黄兴还是发动了攻击。当黄兴带领他的敢死队员向广州督府发起冲锋时，计划中的其他各路大军并没有出现。孤军奋战一夜，86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一个叫黄花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在广州举事，曾攻下两广总督府，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了。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等86人(一说百余人)英勇牺牲。图为被俘人员临刑前所摄。烈士遗体七十二具由同盟会秘密会员、著名摄影家潘达微殓收，合葬于黄花岗，故史称黄花岗之役。岗的地方，只有包括黄兴在内的少数人奋力逃脱。谋事不周、热血有余的年轻小伙子们在举事以前就已经预料到失败，几乎每人都留下了悲壮如歌的“绝命书”。 　　近百年以来，每当人们读到这些带血的文字，都不免潸然泪下。黄花岗起义失败不到一个月，另一场规模超过黄花岗起义一百倍还不止的抗议政府运动，在帝国各地兴起。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保路运动”的反抗壮举，自发的成分显然更多，虽然运动当中也产生了各式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革命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对铁路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一开始就如同对待其他的西方事物一样，感情较为复杂：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打乱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 　　虽然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指出，铁路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国上海附近的第一条很短的铁路还是于1877年被地方官员收购撤毁。(选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这期间，西方各国不断地向大清政府表示，他们愿意为帝国的铁路建设提供贷款。尽管如此，到1896年时中国的铁路线还是不足二百公里。但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大清政府突然对铁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外国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大修铁路的同时，帝国政府也有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铁路修建计划，庞大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西方各国银行金融集团的贷款，复杂的技术也由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几乎都由外国人主持修造。新的世纪到来之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民族觉醒运动彼伏此起。作为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帝国各地纷纷发起了收回路权运动。几乎覆盖各省的各类收回路权团体，通过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募集资金，试图改变由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现状。1905年，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造的京张铁路正式开工。该铁路计划穿越地理条件最为恶劣的八达岭山区。经过极为艰难的施工，这条全部国产化的铁路于四年后全线竣工。这对致力于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路权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信心支持。到1910年的时候，收回路权运动有了显著成效，多条铁路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纠缠，转为由民间投资建设并经营，其中，武汉到广州的粤汉线、武汉到成都的川汉线两条干线铁路皆由民间商办。1909年10月2日，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举行通车典礼。 　　民国代帝国而起，共和代专制而立，为中国历史上大破大立事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画上句号，实在是中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如果共和顺利实行，国力赶上欧美并非遥遥无期。可是，民国开国者们的创造力，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更为丰富。一国之共和，谈何容易？法兰西为共和之始祖，启蒙运动由来已久，民权理念深入人心，共和之路尚且漫长曲折。反观中国，则诸事不备，既无共和之土壤，又无民主之气氛，革命家们又性急如火，此中的曲折多艰，自可预料。一系列外交事件的处置失当，十分强烈地告诉人们，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改变此前中国可怜而可悲的现象，很多迹象甚至表明，中国的衰退仍在持续。 　　武昌的枪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效应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还会经常出现。革命之声响彻云霄，连浙东乡村的阿Q先生，也到尼姑庵里过了一回“革命”的瘾。各地新军纷纷起兵，向大清政府发难，预备立宪期间各省成立的咨议局，此时大多倒向革命。未出一月，革命的旗帜即插遍大江南北，全国22省中，17省先后宣布脱离大清政府而独立。局势变化之快，出乎想象，复杂的情势，任何个人和团体都难以控制。 　　但武汉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帝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大清政府控制的北洋六镇雄师，为当下这个国家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在军事上完全有打败暴动部队的可能。然而，奉命南调的北洋两镇部队，最初的行动颇为迟缓。原因十分简单，他们的主子袁世凯此刻还端坐于他河南顶城老家的一叶扁舟之上，独钓寒江。不过，三年前被摄政王载沣怒斥之后，从宫中屁滚尿流爬出的狼狈，已经一扫而去。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北洋军队对他的忠诚，坚信他经营多年的虎狼之师一定能帮助他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穿着梭衣，戴着斗笠，不动声色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标，内心反复掂量着即将上钩的鱼儿的斤两。皇帝催促袁世凯复任的诏书一道紧似一道。袁世凯在他的各项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确信可以掌控局势，才接受了任命。 　　1911年10月25日，武昌暴动半个月后，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位将领，被人称为“北洋三杰”。当时，统帅北洋两镇部队南下武昌的为“虎”将军段祺瑞和“狗”将军冯国璋。他电令虎将军段祺瑞、狗将军冯国璋率领北洋一、二镇速抵武汉前线。两天后，刚刚抵达的北洋军队即于汉口击败暴动部队。月底，袁世凯束装就道，自彰德启程南下武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政治旅程。行前一天，他致书黎元洪，首倡和议。黎元洪在回复中，劝袁世凯反正，并允诺事成之后推举他出任总统。袁世凯大喜过望，但他需要时间。他于武汉前线兜了一圈之后，火速赶往北京，一面重组内阁，独揽军政大权，一面授意著名文胆杨度和出狱不久的汪精卫，就议和迅速展开舆论宣传。 　　似乎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之中，但武汉前线那位懵懵懂懂的冯国璋差一点打乱了袁世凯的整体部署，这位此时还没有多少政治细胞的狗将军，在攻占了汉阳之后，拟挥师渡过长江，一举拿下武昌。暴跳如雷的袁世凯亲拨长途电话，制止了冯国璋的军事行动。他心底暗骂这位不懂政治的部下，难道要让老夫再回河南钓鱼？袁世凯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要养敌以逼宫。只要皇帝还在龙床之上，他就不能圆总统之梦。以当前之强敌，逼迫皇帝逊位，虽是老套路，但只要使用适时，仍然是妙不可言的招数。北洋军在前线的战事，既不能胜，更不能败，这样才能同时向政府和革命党两边施压。 　　在鄂军都督黎元洪的通电倡议之下，独立各省代表先是在炮火连天的武汉，继而转至被江浙联军新近攻克的南京，商讨组建临时政府。暗中，南北双方的和谈一直持续，12月中旬，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与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代表密晤于上海。所有代表，包括同盟会巨头黄兴、汪精卫，此时均一致认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非袁世凯莫属。组建临时政府的各项议程，唯有议选大总统一项被搁置，总统一职，虚位以待袁之到来。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自然洞若观火，他在加快逼宫步伐的时候，常常喜不自禁。 　　就在此时，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来了！半年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后，孙中山流落海外。在辛亥年底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中国餐馆里，以洗盘刷碗苦度时日。期间，他因一项资金的募集前往堪萨斯州，途中从当地报纸上读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敏锐的孙中山断定，革命事业在九十九次失败之后，导向胜利的那最后一次终于来到。他取消了这次募集资金的旅行，急速赶往华盛顿，而后又远赴伦敦和巴黎，与这些外国政府紧急磋商，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在得到必要的承诺之后，他从巴黎启程回国。 　　1911年的圣诞节，孙中山和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同船抵达上海。悠长的革命岁月，为孙中山在海内海外积累了隆厚的声望。他关于民治的建国理论是“中华民国”的精神基础，他在同盟会中的影响更无其他人可以望其项背。因此几项，来自17省的革命代表，在他到达上海的第四天，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他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22时，孙中山在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高举右手，用那曾令千万人着迷的声音宣读誓词：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 class=’page’>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