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中领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骆宾王讨武则天之例，先后两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还异想天开，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计诱清朝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巾帼不让须眉的尹锐志、尹维俊姊妹意图炸死清廷要员，携带炸弹潜伏京城竟达一年之久。虽然也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终究反映的是一个团体及其成员的不成熟心理，要知道，并不是刺杀了几个清庭大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此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与日后成立的同盟会，自然难为融洽。虽然也有部分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但大多光复会成员则游离于同盟会之外，其中多位重要成员与声誉日隆的孙文关系紧张，彼此之间，常有攻讦。 　　李燮和指责孙文，常以“诈术待人”，他联络南洋各埠的江浙籍华侨，“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送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提议撤销孙文之总理职务。陶成章在东南亚爪哇、新加坡一带立报馆，办杂志，发展会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并因筹款问题与孙文发生冲突，遂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罪状三种十四项。徐锡麟则态度坚决地拒绝加入同盟会。陶成章于革命成功以后不到一月，被来自革命阵营的子弹击中殒命。这位终生醉心于暗杀的光复会首脑，最终被自己人暗杀，足见中国近代的革命，始终没有摆脱帮会的困扰，从而具有浓重的闹剧成分。1905年夏天，孙文再抵横滨，经日本友人介绍，与黄兴首次会面。在神乐阪凤乐园的酒宴上，孙文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赞同。 　　7月底，一个协力从事反清革命的中国政治组织，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成立。在讨论这个新成立的联合团体的名称时，有人提议将其命名为“对满同志会”，天才革命家孙文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叫“中国同盟会”为好。会议接受了孙文的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同盟会当选总理孙文现场起草了盟书，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的黄兴提议：“请你宣誓！”于是，与会者纷纷在盟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文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再授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各同盟会员的盟书被置入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加锁封存。正要离开时，不知是谁碰倒了室内一快木板，发出裂帛一般的声音，孙文当即预言：“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有为把保皇派的大本营也设在了日本。 　　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正在极力宣传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而与孙文们一向主张推翻皇权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同盟会遂将原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理论家孙文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挑起了一场与君主立宪派的激烈论战。 　　20世纪初年，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社会变革派别，错把他乡当故乡，在遥远的日本国，大唱对台戏。此后，财政专家孙文又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筹款工作。从立志闹革命的那天起，此项工作一直在困难重重中进行，但坚韧的革命家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在一封写给伦敦金融家的筹款信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这位理想主义者的万丈豪情：大清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由干柴组成的森林。仅仅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而这火花就是我所需要的50万英镑。崇尚暴力的黄兴则集中全力，组织一次又一次以推翻清朝政权为目的的暴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武昌起义爆发以前，在大清帝国的南部地区，先后有8次规模不等的起义发动，然而，飞蛾扑火般的壮举，全以失败而告终，英勇牺牲者几无可数。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大清帝国新式军队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存在。 　　义和团运动的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八国联军入侵，让以西太后为核心的大清官僚统治集团倍感沮丧。流亡海外的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趁势摇唇鼓舌，极力宣传欧、美等国尤其是日本的宪政制度。而以孙文为代表的力量，则主张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彻底推翻清朝的皇权统治，大批革命者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狂躁之中，跃跃欲试。虽然，康、梁的立宪主张与孙文的革命主张水火不容，两者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但是，对于西太后的统治集团而言，两者却有着同样的、不能承受其重的压力。经历了义和团的重大挫折之后，帝国的统治者的思维稍稍地有了一些理性的回归。在重重的压力之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等孙文们通过暴力手段将皇权颠覆，不如循康、梁之道，再度变法。 　　年事渐高的西太后于西安回转京城之后，决心奋力一变，以求帝国生存之路。历史再度开了一个玩笑，几年前被她一手废除的各项新法，如今反因她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推行。1904年6 月，在戊戌变法被整肃六年之后，大清帝国政府宽免了戊戌变法所涉人员。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律开释。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在赦免之列，此外，光绪皇帝也没有获得他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力。老太婆在这场被人们称为“新政”的变革中，步法还是有些凌乱。这是一场迟来的“新政”，其如火如荼的场面，并不比六年之前的维新运动逊色。 　　一批素有抱负的帝国才俊，遂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其中，早有盛名的袁世凯再度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治国才华。他不惜重金招揽和重用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大力兴办各种实业，修建铁路；他力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教育；他积极推行基层自治等行政体制改革；他负责编练的新式陆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他的能干和勤政以及由此而在帝国的官僚阶层享有的良好声誉，使他成为晚清时期继李鸿章之后的支柱性人物。大清政府赦免维新人士的这一年年初，日本联合舰队兵分三路，攻击驻扎在旅顺、大连和长山岛的俄国海军。大清政府对这场两个外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 　　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演变而来的外务部，在俄、日双方正式宣战后的第三天，赶紧发表声明：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双方血战了将近两年，于次年9月，以俄国大败而宣告战争结束。出人意料的结果，在让俄国人感到万分沮丧的同时，也在大清帝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朝野上下都在苦苦地思索：蕞尔岛国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庞然大物俄国？很快，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大清帝国的中枢神经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于是，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计划终于形成。而此时，距离1871年日本皇室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已有34年。 　　在疾如闪电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时间，足以使一个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一个时代了。但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还是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立宪派尤其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言论。毫无疑问，在他们眼中，帝国新生的机会已经降临，而他们个人的政治命运也会随之而发生重大转折。以推翻皇权为己任的革命派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则有些懊丧。在他们想来，宪政考察，势必会带来大清帝国宪政的实施，为濒于死亡的帝国注入活力，从而会延迟帝国覆灭的时间。这对急于实现革命理想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于是，革命党人决定用带有恐怖主义的暗杀手段，阻止出洋考察。出生于暗杀团的一位光复会成员，在和他的同道打了一架以后，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位一心要“割尽满人头”的安徽籍青年，此前一直在寻找时机，谋杀另外一位风头正劲的满族权贵铁良，如今，他则集中精力谋划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暗杀行动。 　　9月24日，热血刺客携带一颗没有引爆装置的炸弹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即将出洋的五位大臣登上了火车，前来送行的官员、亲友以及各界名流正与他们在车厢内话别。天上有些阴云，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令人窒息。虽然戒备森严，刺客还是没费多大力气就混上了火车，一切都如同预想中那样顺利。他在寻找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下手，此时，机车与车厢挂钩时产生的震动，提前引爆了性能并不稳定的炸弹，但仍有数人伤亡，五位出洋大臣中也有三人受伤。刺客临行前已经作好了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准备，据传他服用了一种药物将自己变成哑巴，以免被捕后不慎吐露真情，但他的这种担心显属多余——他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