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他们各有极为不同的长处或不足，即各有特点，所以在情报作业方面，蒋介石对他们的使用也略有不同。郑介民常被指派进行公开活动，或作国际联络工作，在特工系统中，他显得那样的博学多才，善于钻研问题。因此他常能在人前自我辩白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吹捧他的人，就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据说他的面容也是相学中的上佳之相，即南人北相。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伟的北方人一样。坚毅的面孔上带着并不做作的笑容。 　　1930年代初赴桂离间桂系将领，使他们不得不服从“中央”，兵不血刃，一时声誉鹊起。他是黄埔二期生，属于老资格，1920年代中期，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长达两年多时间。抗战前又受命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即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到了1954年秋冬，他出掌“国家安全局”时期，保密局已走向尽头，情治系统开始被蒋经国攫取。郑介民1959年12月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等书。 　　后期的下坡路 　　戴笠死后，保密局的内部派性斗争表面化，广东籍特工和留苏学生站在郑介民这边，浙江籍的和训练班骨干则靠近毛人凤，湖南藉特务和对毛氏不满的人则向唐纵靠拢。 　　郑介民在兼任保密局长后打算和戴笠一样，把军统当作桥梁取得蒋的信任，但他不愿终身当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学历见识上不能与唐、郑二人相比，他只想把戴笠创下的家业夺过来，死死握在手里。唐纵为人一向谨慎，他的主张和郑介民有相似的地方。保密局留下的人员都是经过毛氏亲自审核决定的。这个时候，郑介民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所以这个厅的权力都在军统里面，而内政的权力原先就在军统手里。 　　在三年内战时期，保密局各地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出现，可用少将专员、上校专员的名义对外联络。各省站点分为甲种、乙种站。遍布全国。 　　在全国面临解放的时候，毛人凤部署保密局应变计划，命令各地单位人员寻找可靠的路线切实潜伏，或介绍公职以作掩护，配发电台及轻武器；各组成员一律不许发生横向联系，组长和交通员用暗号为联络手段。解放后，这些保密局的潜伏单位陆续被破获。 　　在解放军进军华北之际，傅作义最后决定投向光明的阵营，但他从做人的基本底线出发，并不反对拒和将领离开，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带走一兵一卒、一弹一枪。 　　据谷正文回忆，这期间，保密局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间接将毛人凤和郑介民的内在矛盾摆到桌面上。部分特务在乔家才的串联下，成立了保密局华北同志联谊会，成员有八百余人，稍后马汉三、乔家才被毛人凤逮捕，所以傅作义在签署和谈协议时该会成员多数叛变。 　　毛人凤的直觉是，乔家才的串联，应受意于郑介民，而这个组织则是郑介民用来对付他的最大筹码。于是毛人凤对这个事件的整肃工作，一股脑的辣手摧之。光是保密局内部，就枪毙了两名少将，基层工作人员受牵累者更是不计其数。马汉三历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市民政局局长等职，马汉三与毛人凤发生矛盾，又违背蒋介石的旨意，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现在被毛人凤逮着把柄，遂于1948年9月，将马氏押解至南京秘密处死，对外的罪名是极度贪污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