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在外勤方面掌握了大部分基层的领导权，并为他们创造军事学校出身的学历，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穿军装目标显著，我们用便衣来对付，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坚持下去，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也确实行之有效，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可是当地的人民就会遭到日军的残酷报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蒋介石也不同意，他说花几个钱、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这个办法就停止了。 　　二是惩罚汉奸，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同时晓之大义，动以利害，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这一招果然见效。 　　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对大奸巨憝、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均予以严厉制裁。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突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 　　戴笠在抗战后期，博得一般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1946年6月3日上海《申报》刊有大致的统计：击毙敌寇26799人，伤2641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9只，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仓库271座，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敌后游击部队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6个大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近三万人，分布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一带。 　　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说是其豪情足可冲牛斗，其壮志足可吞山河。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但他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总之，“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国家、民族、领袖之外，绝无丝毫私心私念，私功私利……”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 　　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 　　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实则上是四巨头，其中，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求自由民主，要求裁撤特务机关，戴笠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军司令这个宝座，而将军统化身、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以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都在设法打击军统势力，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康泽、贺衷寒等人也想裁减军统，巩固自己的权力，民主党派更是一片骂声，此时的军统组织四面楚歌。唐纵、郑介民也认为军统这块招牌在有些地方寸步难行，于是才以保密局代替军统，将它挂靠在国防部，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而军统在抗战后接收的敌伪现金和财产一律作为保密局的发展经费。蒋介石派他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跟郑、唐、毛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