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奸惩奸。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政权纷纷解散，汉奸四处逃窜，对于外面的风吹草动，他们非常警觉。侦查、逮捕这些藏匿的汉奸，对于军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那些曾和这些汉奸共事，已经“自首”的汉奸来说，却相对容易。他们比较熟悉这些昔日“伙伴”的藏身之地。军统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资源，利用他们追捕汉奸，颇有成效。原汪伪特务头子、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副总监万里浪就被委以侦察、逮捕汉奸的重任。为了讨好蒋介石，他更是极尽心力，利用他逮捕的汉奸有几十人，其中最著名的为伪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此种逮捕汉奸的方法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是，它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汉奸因此落网。而且国民政府在利用这些汉奸之后，也把其中的一些人绳之以法，并未使之逍遥法外。万里浪后来逃出上海，但最终仍在安徽蚌埠为军统人员抓获，1946年8月15日于上海枪决。作为权宜之计，这种方式不失为逮捕汉奸的一种方法。
　　第四，国际引渡。这种手段主要是针对陈公博、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采取的。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等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乘飞机秘密到达日本，妄图逃脱国法的制裁。国民政府实施逮捕汉奸的计划后，曾大肆搜捕“二号人物”陈公博，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日本报纸登载陈公博自杀的假消息，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军统判断陈公博定是藏匿日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代表冈村宁次递交了《中字第二十一号备忘录》，提出“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本总司令部为要”。作为战败之国的日本，此时已经无力保护昔日的鹰犬，不得已将之交出。随后军统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回国，陈公博一干人成了阶下囚。
　　第五，大肆搜捕。对于投日巨奸小心翼翼地应付，而对于遍地开花的小汉奸们，军统则未如此谨慎，因为他们的活动能量相对较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大批军统人员留在沦陷区，他们主要执行对汉奸的肃杀任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员由于长期潜伏在日本占领区，对于各地的助敌者，他们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因此，为军统逮捕小汉奸提供了重要情报。同时，国民政府利用民众对汉奸的不满情绪，鼓励各地民众告发汉奸。在政府的支持下，曾深受日伪侵略创伤的各地群众，怀着满腔怒火，纷纷向司法机关写信举报。那些昔日为国民政府不注意的小汉奸们，也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他们也被陆续逮捕，投入监狱。
　　军统一番忙碌之后，汉奸纷纷落网，或被押进监狱，或被软禁，等待着司法审判。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与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多，但是一些著名汉奸基本都被逮捕。而且在此后审判汉奸之时，国民政府并未停止对汉奸的逮捕工作，最终大部分汉奸都未能逃脱法网，汉奸逮捕任务基本完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