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汉奸之多，令人瞠目。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如何铲除产生汉奸的温床呢？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逮捕汉奸是一份肥差事，不仅可以使主管部门掌握大权，耀武扬威；还可以趁机敲诈汉奸，发笔横财。当时，对于由谁主管颇有一番争执。初期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办理，但是，其他机关人员纷纷插手此事，事权难以统一。为了调解内部矛盾，更好地执行汉奸逮捕之任务，蒋介石发布手令，内云：“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纠纷。”这样，国民政府就将逮捕汉奸之权完全交给了戴笠领导的军统。随之，军统局成立了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肃奸委员会，并在全国25个大城市设立了分会。将逮捕汉奸重任交给戴笠领导的军统，蒋介石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内部权责分工明确是其考虑之一，此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军统人员曾大量留在沦陷区，他们对于汉奸的所作所为比较熟悉，有利于逮捕行动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与汉奸之间进行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执行这些行动的主力是军统人员，为了掩盖这些被人唾弃的行为，他必须再次依靠军统。
　　怎样逮捕这些狡猾的汉奸，军统进行了细密的策划，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紧急逮捕。抗战结束后，收复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昔日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地下工作者”、“抗战英雄”、“有功之臣”纷纷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坐着不动的”就是指汉奸。这种国民政府大肆利用汉奸的风潮还未过去，各地汉奸还沉浸在再次被重用的迷梦之中，军统人员便突然出击，迅速逮捕了一批汉奸。在江苏省，1945年9月26日凌晨，南京城内死一般的沉寂，人们还在熟睡之中，身穿便衣的军统人员便悄悄摸进汉奸的住宅，在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徒还未明白之时，他们就遭到了逮捕。主要有：梅思平、李圣五、岑德广、凌霄、郭秀峰、周学昌等。同种方式，第二天又在上海上演。杨揆一、项致庄、张国元、张韬、傅式说、蔡培等一批汉奸落入法网。在山东省，济南、德州、青岛等地，于日军签降后39小时，便开始逮捕汉奸。由于事先准备工作秘密进行，外间知之甚少。9月29日凌晨，113人被抓入拘留所。
　　第二，诓骗诱捕。汉奸中的许多人员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甚至有些是居在高位，因此他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很多大员关系密切。在战后的惩奸风潮中，他们寄希望于昔日的故交，希望这些人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求情，获得谅解，只是将其作为“政治问题”解决。而战后国民政府利用汉奸的政策也给了某些汉奸以希望，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减轻甚至免除对其惩罚。而军统人员恰恰利用了汉奸的这种心态，实施诓骗诱捕政策，逮捕了大批汉奸。华北是汉奸的重要聚集地，逐一逮捕难免出现打草惊蛇的状况，于是戴笠便运用早已自首的汉奸王荫泰，由他出面，发出请柬，宴请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诸汉奸52名。在这些汉奸接到请柬之后，有些已经猜出这是“鸿门宴”，但是他们仍不能不赴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应该是那些汉奸当时最好的心情写照，更何况他们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呢。被宴请的汉奸们，吃饭时战战兢兢，饭没吃好，就来了一批军统局特务人员，他们按照名单，将这一批汉奸全部收押。对于一直梦想做“第一夫人”的陈璧君的逮捕，更是煞费苦心。作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鼓动者，能否成功将其逮捕归案，在人民群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汪精卫死后，陈璧君就与褚民谊主要经营广东之地，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广州。抗战胜利后，她故作镇静，表示绝不逃跑，“宁服国法”，但这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保证。怎样将其引离广州，羁押南京，是军统需要筹划的一件大事。鉴于陈璧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戴笠便以此为诱饵，伪造了两封蒋介石给二人的电报，声称“当可从轻议处”。陈璧君对此有些怀疑，但是褚民谊却十分相信，认为有了救命符。在其鼓动下，陈璧君相信了蒋介石的电报。军统人员在见到二人后，编造谎言，首先将他们软禁在广州，而后又解押南京。陈、褚二人知道上当时，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为时晚矣。利用这一手段，军统逮捕了很多大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