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似乎冷却了的美台关系以死灰复燃的机会。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台湾的态度，曾经笼罩在孤岛上的被遗弃的悲哀孤独开始消散。 　　何应钦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重新获得美国支持，实现反共抗俄的良机。无论是在国民党的会上，还是他领导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何应钦都献计献策。 　　为了摆脱败退台湾之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困境，也为了清除异己，重振反共的“革命”精神，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发动了改造国民党的运动。为了表示对这次事关“党国”存亡和自己命运的“改造运动”的竭诚拥护，1950年7月10日，何应钦在纪念北伐誓师24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除重提他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率领东路北伐军进攻福建取得永定、松口之役的胜利外，特别阐述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的重要意义。为了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率先垂范，何应钦以他在生活上一贯严谨、不尚奢侈的作风，像当年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号召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中实行“战时生活”。他不仅自己做到节俭、勤奋、遵纪，当然客观环境也迫使他必须这么做，而且还四处宣传他的这种主张。过“战时生活”，对何应钦本人倒无所谓，因为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养生之道中就特别注重“勤”、“俭”二字，去台湾后，依然保持早睡早起，饮食清淡，不嗜烟、酒，热心体育运动的良好生活习惯。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要一下子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他们所过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改变过来，的确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改造。同年7月26日，何应钦被蒋介石宣布为中央评议委员之一。1950年11月，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步步深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减少了解放军直接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何应钦工作的重心，又从鼓吹备战转到国民党的改造上来，并获得了蒋介石给予的一种殊荣：当国民党直属“立法委员”党部和“监察委员”党部改造委员会就职时，何应钦奉命以评议委员资格前去监察。何应钦所支持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氏父子“清理门户”、争取台湾政局稳定的重大举措。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结束，何应钦晚年命运的蓝图也被蒋介石设计出来了。他被挤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是没有决策权的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政治上他大大贬值了。作为国民党军的元老和黄埔系的第二号首脑，他虽然有了一顶虚光耀目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头衔，被称为“福将”之星，却被蒋介石高高地悬在冷宫之中，再也不能对外闪耀诱人的权力之光了。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去台以后确实表现了“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必要的时候，蒋介石对他仍然是要利用，因而也是要表示尊重的。何应钦虽然失势了，但却没有失宠。1972年7月7日，由于要精简政权，整个顾问委员会就被裁撤了。何应钦的头衔便简化成“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何应钦任“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二十多年间，究竟“顾问”了些什么呢？据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对他任职期间的评价是：“除襄助枢机外，更以其迭访欧美所见，发为高瞻远瞩之精辟言论，对建设台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贡献至巨。” 　　“道德重整”的迷梦 　　1947年1月3日，何应钦在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会议上收到“世界道德重整运动(MRA)”的创始人的邀请，参加了该组织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从而与该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宣称将以实现“四大目标”来免遭“赤化”厄运，以“道德”的智慧和力量，打击并摧毁唯物主义思想。它的“四大目标”就是“绝对的诚实、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何应钦很是认同MRA的宗旨。退居台湾以后，何应钦又开始与“MRA”有所交往。1955年5月20日，美国“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负责人士向何应钦传来一个信息：“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代表团对台湾的状况极为关切，对致力于反共的何将军钦慕已久，希望他能与台湾当局联系，邀请这个代表团在访问各国期间顺道在台湾访问，扩大这一运动对台湾的影响。 　　何应钦把“MRA”访问团要求访台，视为既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可拉拢过来从事“反共抗俄”的“一支国际友军”的好机会，便将相关情况呈报蒋介石夫妇。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上终日抱恨的蒋介石夫妇，听了何应钦的介绍后十分高兴，认为“MRA”不仅与“反共反俄”的目标相符，也与他们曾经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相通，表示欢迎这个访问团到台湾。经过何应钦的精心准备，这次MRA访问团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刺激了MRA的成员在1956年再次访问台湾，并且邀请台湾派代表团参加MRA的国际性会议。此后，但凡MRA的国际会议或者区域性会议，几乎都是何应钦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也无须何人册封，何应钦顺理成章地成了台湾“道德重整”的领袖。 　　虽然蒋介石同意由何应钦成立一民间性质的台湾“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让何应钦当会长，但在经费上得不到官方的保证，主要靠向各有关人士化缘来维持开支。可是它毕竟成了何应钦从事反共活动和社会交往、国际交往的一块领地。政治上失意、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能巧妙地将他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狂热的反共政治信仰和脱俗般的个人生活作风上的相对清廉俭朴融会贯通，而且迎合了台湾当局不断变换口号与方向的反共政治需要。这种主观精神追求与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此吻合，个人所崇奉的生活道德向社会政治道德的转换，使曾经极度失意的何应钦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世界反共营垒中重新折射出一抹微光。 　　1958年，MRA创始人八十诞辰和MRA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上，何应钦从与MRA创始人卜克曼的交谈中获得启示，决心将中国传统文化嫁接于MRA之上。自幼便深受孔孟思想影响的何应钦，在几十年的反共生涯中，似乎忽略了可以取代一切、摧毁一切、建设一切的孔孟学说的思想武器，而是在反共失败、政治上遭受冷遇之后，痛定思痛，通过“道德重整”而发现了孔孟思想与反共事业之间的关系。何应钦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公平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系统阐述了他的研究心得。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提出，而历朝历代古圣先贤所为之奋斗的大同世界的崇高政治理想。他认为今日世界纷乱的根源，是“民主政治的思想”与“极权统治思想”的对立，而要解决中国和世界的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所有的人都致力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 　　由于何应钦的大力鼓吹和身体力行，更主要是MRA的宗旨是利用“上帝”和“道德”的力量，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经过何应钦的诠释、嫁接、改造后，与中国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了几乎一致的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道德重整”也配合了蒋介石提倡孔孟学说，支持成立孔孟学会，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各种措施，并得到当局一定程度的支持。何应钦在1961年时，受到其他国家以直观艺术形式表达主张的行为启发，主持编演了《龙》剧并在MRA的资助下到世界各地演出。 　　何应钦虽然费尽了移山心力，想使台湾的“道德重整”有更大发展，但因他毕竟只是失势的老将，他的联谊会又是民间组织，在“反共反俄”中成不了大气候。1966年末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次年7月28日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诚为副会长。这一运动与何应钦所主持的“道德重整”运动相比，虽然同样是为台湾当局偏安海隅寻找精神支柱，符合台湾当局的反共需要，但因其后台更硬，范围更广泛，并且还因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被台湾当局利用来加剧反共而显得更富“针对性”，一定程度上又挤占了何应钦的地盘。 　　在抓青年工作方面，由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冲击，何应钦另辟新路。从1967年起，何应钦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合唱团”，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的青年，共同成立了亚洲青年合唱团，前往美国参加“道德重整”大会及旅行演出。 　　不仅抓青年，何应钦还想将少年儿童也抓起来。1950年1月，一封来自童子军国际办事处的信函辗转送达何应钦手上。这是一纸给各国童子军总会的通告，其中特别提到了何应钦所领导的中国童子军。信中说何应钦领导的中国童子军与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系达一年多，决定暂停其会员资格。这最后通牒式的公告，既是警告，却也是启示。中国童子军总会与童子军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络的一年多，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多，也是何应钦人生旅途的巨大转折的一年多。1929年底，国民党为了强化对全国儿童的影响，决定成立中国童子军总司令部，统一对全国儿童进行军事训练，并任命在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颇有勋绩的何应钦为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统区的童子军运动借助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政府对民众进行战时组训而得以活跃，成为对儿童进行军事教育训练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实绩并不大。中国童子军在抗战时期也曾为何应钦、蒋介石增添过光彩。在1942年10月初，美国总统特使访问重庆期间，为了造成国民党正全力以赴地进行抗战，陪都重庆是繁荣稳定的表象，以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何应钦除了精心准备各种宴会、军事训练和演习、参观外，还特意把重庆的童子军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欢迎仪式的训练表演。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国民党日益走向独裁和反动，童子军运动也成了何应钦替蒋介石推行反共奴化教育的工具。何应钦在积极投身反共内战时，因为童子军对于挽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便不再兼顾它了。 　　在国民党改造运动开始之前，台湾就开始了对教育的整顿，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和对学生的军事训练管理。此时，何应钦收到这封信后，请示蒋介石同意，又获得“教育部”的支持，就开始重新建立童子军。台湾的童子军运动一度“中兴”以后，并未随着台湾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开始复苏而掀起高潮，只不过作为儿童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偶尔热闹一番。何应钦重操童子军的旧业，虽于事无补，但却有虚声可扬。每逢“中国童子军”成立的纪念日或外国童子军组织访问台湾这类场合，何应钦便能以老司令的资格出台亮相，发表一通演说，借以证实童子军组织的存在。这种活动使何应钦得以重温往日的英雄气概，显得年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