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李秀指出，当时她念的小学开运动会，通常会在操场跑道前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同学以石头当飞镖乱射。当时她也玩过这类游戏，并不觉得不妥，一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原来水缸上的“敌人”，要来当台湾人的“总统”了。马鹿不分？其实，在中日战争转折点“珍珠港事变”之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台湾也跟着成为战场。台湾成为战地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日军的宣传伎俩，大家愈来愈不相信了。叶荣钟的回忆文指出，当时盟军的B29轰炸机每天九时一定飞临台湾上空，下午三时一定离去。“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既无日机迎战，亦无高射炮射击，令人替日本军部平时的壮言难过，”他形容说。蓝金兴也表示，在宜兰飞机场，当时他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台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然后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但也令人心惊，当时他就怀疑日军难道已到穷途末路？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主政者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于是，尽管战局已经不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来。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的战讯，统一由军方的大本营发表。根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共发表了九百余条战讯。“开战后五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夸大美军所受的有关战舰、潜艇、飞机、运输船等损害，相反地则缩小日军的损失。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黄冠超表示。面对日本的宣传，台人自有因应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时他们将《日日新报》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释倒也能猜个大半。比较大胆的人则偷听短波广播，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可以间谍论罪的；也有些人从当时仍来往于大陆、台湾之间的“华侨”，或从日本友人处，探听一点有别于军方宣传的讯息。但是敢公开讨论战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战的台籍兵，因伤病返国，也因怕被以泄漏军机论罪，绝口不提战场讯息。事实上被征调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对战情发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当一九四五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而当日本宣布战败准备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诏书，努力说着“奋战”、“一意一心”时，还有些台人以为又是鼓吹“圣战”的老调，而将收音机关掉。当时著名律师陈逸松回忆录上记录着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战败历程。而这个广播之后，“战败国”的子民，在一夜之间成了“战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