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也有台湾人组成“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主要成员是不愿被日人统治、移居到大陆的台湾子弟，以台北县人李友邦为队长，后期还有自日军军营中投诚而来的台湾人。他们陆续加入，人数最多时达七百多人。由于熟谙日语，他们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曾成立四个台湾医院”。但是这一类的讯息，当时台湾的人却无从得知。报导刺激战情？在战情升高时，当时《日日新报》更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翻开报纸，持枪挺立在战马之上的骑兵队，驻扎在战地的营房、军士，与敌方谈判的日军将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图片仍极尽煽情之能事。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时日本本土媒体大多已成商业化报纸，为了刺激销路，纷纷以战争照片、前线记事，来刻意夸张战争的惨况，夸耀日军的英勇，甚或有意纵容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报导，并未让日本国民了解战争的本质，或是检讨日本对华政策。这也是促成战争在无人监督下，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体由军方管辖，其景况更无转寰余地。煽情与昂奋成了战争报导的主流，与日本军方的意识同步，《台湾日日新报》成了军方最得力的宣传助手。教“皇民”认识战争殖民地的宣传管道，除仰赖军方掌控的媒体外，还包括当时已具规模的民间动员系统如在乡里素孚声望的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这些政令宣导员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也会有一些宣传单、小册等宣传品。宜兰县史馆最近搜集到一本名为《皇民时局教典》的宣传小本，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例如问题之一“蒋介石是何许人？”答案是：“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又如一问：“汪兆铭是何许人？”答案是：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惊讶吗？是的。这本《皇民时局教典》出版于战争后期日军已逐渐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对这两位攸关中日战争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绍，与中国人脑海中熟知的“中国最高盟军统帅”、“受日本扶植的汉奸”等的形象颇有出入，《皇民时局教典》中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蒋、汪两人塑造的形象。对国民政府的诋毁与丑化，其实不只存在于这类宣传小册中。七七事变发生的翌年元旦，《台湾日日新报》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夫人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