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这恐怕是历史上少有的。皇帝拉动了消费又增加了亲和力，生意经念得好。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77天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官府服役者可休65天，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和如此宽松的休假制度，相信会在商贸繁华的北宋形成规模大小不同的“黄金周”。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宋朝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是明、清的3－4倍）、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时期；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宋朝的七八千万人，遇上一个开明的，鼓励消费的，注重官员休假与关怀的，注重民间传统假日与民主的君主，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那必将是消费提高了，经济繁荣了。
于是，千年回眸，我们揭开了一个辉煌王朝的谜底。从一朵小浪花的折射中，我们看到了，1009年，从战争到和平，创造了财富；1009年，从廉政建设到政治清明，发展了经济；1009年，从拉动消费到促进繁荣，千年前的那个朝代，成为了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最繁荣的时代。
当其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而终明一朝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中华民族在大宋的欢歌笑语里，幸福到了极点，华夏伟大的形象一直深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景仰。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盛世如北宋者，伏老未能亲临，的确是他的大不幸；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中写道：“日本在公元6世纪及其后的几百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借祖先的前车之鉴，将是谁的大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