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可并非像某些教科书所言“大大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危机”那么简单：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难道还应继续吗？这种生死相搏，要最终博弈到何时，且宋朝彻底胜算又有几何？
每年扔出去30万两白银，谁都心痛，可是否了解当时宋朝在北方战线上应付一场战争，需要投入怎样的国力物资？
3000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中等级别的战争。
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即位近七年来，宋真宗一共应付了多少场超级战争？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但年30万岁贡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
于是，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契丹铁骑不再南下。此中利弊，勿庸赘言。
到此，如果说后人对“澶渊之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它使北宋失去了中原帝国的威仪，番邦外夷竟未臣服！其实“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不是很好吗，何必非要自居“父皇帝”？兄弟和谐相处，于神宗而言，其结果就是：
和谐就是生产力。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
繁华似锦，尚需锦上添花，而能锦上添花的，是宋神宗那支廉政的大手笔。  
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
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借宋人朱熹《观书有感》一问：问渠哪得“清”如许呢？
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想真宗所提之“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有这样的活水注入，何愁为官不清呢？
“清心”“修德”是真宗倡廉的根本，其实宋代的倡廉措施中也是“德治”在先：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
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