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本文认为，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和认知领域的大变革，说明屈家岭文化主流社会已经彻底走出了大溪文化平等的部落社会阶段，步入了典型的酋邦社会并迅猛发展。所谓“酋邦社会”是指部落社会之后、国家社会之前的分层的等级化社会形态，血缘是维系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纽带，相对统一的原始宗教是最重要的统治方法。聚落等级制是酋邦社会最突出的考古现象。 第三阶段：石家河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顶峰——集权化倾向的酋邦社会     通过聚落形态分析，可以看出石家河文化社会在聚落等级制、分枝的宗族制度的礼制化程度方面又有所发展。文化中心地区的等级礼制化日趋严格，偏远地区原来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无等级分化的聚落，也开始出现等级制甚至分枝的宗族制度。等级制度的礼制化表现在礼仪建筑规格和随葬器物等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尽管这些标准与规范大多限于本聚落使用，但毕竟在本聚落的范围内已经有了初步统一的等级标准。例如，肖家屋脊遗址[12]石家河文化墓葬的等级是根据男女各自不同的等级代表性器物的数量划分等级，男性以高领罐的数量定等级，以2件为最低基数，下一级的标准数是上一级的基数再乘以倍数；女性以斜腹杯的数量定等级，3件为最低基数，下一级的标准数为上一级的基数再乘以倍数。而湖南划城岗石家河文化墓葬根据不同组合可分三个等级：第III等单以陶杯为最基本组分；第II等标准在第III等墓葬陶杯的组分上加陶壶，或以壶、盘组合代替壶、杯组合；第I等的标准是在第II等标准组合壶、杯上再加鼎、鬶。足见各聚落都在试图制定各自的等级标准。由于这些标准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可比性，因而这类尝试与探索为下一步制定全文化比较统一的等级标准而打下广泛的前期基础。然而石家河酋邦没来得及走到下一步就崩溃了。 石家河文化的聚落等级制基本上依然遵循着酋邦亲属政治等级制，即依附关系越贴近文化中心石家河的聚落，等级地位就越高，强调聚落等级的向心性以适应权力的集权化趋势。通过湖北天门石家河邓家湾、肖家屋脊、随县西花园[13]、郧县青龙泉[14]、湖南安乡划城岗的墓葬[15]等级对比分析，不难看到石家河文化聚落等级制度的向心性趋势，聚落的从属关系愈接近文化区中心石家河古城，其聚落的等级地位愈高。这一点与国家社会以政治地位按地缘性划分聚落等级有着本质的区别。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庶子扩大家庭家长M7出土陶器总数为102件，与宗子扩大家庭家长M54随葬陶器数量完全相同，甚至在“棺室”内多随葬石钺1件表示兵权在握，使M7的随葬品总额达到103件而超出M54一件，但这仅表明庶子M7凭借富足的经济实力试图在财富上赶上宗子，在军事显贵上压倒宗子，而在等级制的标志物——高领罐的数量上，庶子M7只能遵照礼制随葬62件，几乎达到64件的等级标准定额，与宗子M54所随葬的101件高领罐数字之间拉开了39件的差距。显然，庶子M7即使拥有兵权，经济富裕，但在分枝的宗族礼制上他仍不得越雷池一步，僭越宗子的等级。宗子扩大家庭的家长M54保持第I等级，享有宗教祭祀权力；庶子扩大家庭的家长M7再不服气也只能屈居第II等，却享有兵权——石钺。这一现象表明石家河文化社会中，兵权与宗教祭祀权力开始分离，且兵权的重要性低于祭祀权。石家河文化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兵权与神权的分离与抗衡。尽管兵权一时处于弱势，然而这种肇示着王权挑战神权的新曙光，意味着石家河酋邦社会体内已自发产生出向国家社会变异的基因。遗憾的是这个萌芽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