琮、V字形厨刀和双孔玉刀，其渊源应分别追溯到长江下游和江淮地区，但晋南的琮皆为单节，玉刀则未见奇数多孔者，从而表现出个性。    　　尖首圭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凌家滩玉牌上的刻划图案中，就有近似尖首圭的形象；另在秦安大地湾F901“原始殿堂”中的青玉圭（原称石匕），与陶寺早期尖首圭的形制颇多接近。    　　作为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各区系文化交汇作用的产物，陶寺和芮城为代表的中原玉器群集红山、大汶口、良渚以及江淮间以薛家岗、凌家滩为代表的诸文化玉器的一些因素为一体，并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身的独立特征。苏秉琦先生于1987年就指出：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笔者在诸师友启示下，通过陶器、玉石器和彩绘图案的研究，看到陶寺文化中包含着来自四方（又主要是东方和东南方）的文化因素，显现公元前2500年前后，已形成黄河、长江流域既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辏中原、集多源于一统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陶寺文化成为四千多年前龙山时代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为三代文明奠定了基石。    　　玉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龙山时代中原玉器表现出的多源因素，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途径和结构特点。    　　二、关于中原玉器的社会功能    　　通过对墓葬类型和共存随葬品的分析，可知陶寺大、中型墓中的玉器乃是器主等级身份和权利的标志物--即礼器。但与同样属礼器范畴、同样表现器主等级身份的良渚玉器所蕴含的社会意识有所不同。以璧、琮、钺、倒梯形冠状饰为代表的良渚玉器群，广泛雕镂或繁或简的神徽，表现出交通天、地、祖、神的特质。与之相比，表面光素的陶寺玉器明显缺乏神秘性；再者，从陶寺璧、琮的出土位置，尤其是套在手臂上的璧、复合璧和琮来看，它们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于是不难察觉陶寺玉器所蕴含的宗教意义已相对淡薄，而更重在权利和财富等世俗观念的体现。按《周礼·春官·大宗伯》关于六端、六器的记载，红山、良渚系玉器应视为以祭玉、葬玉为主，陶寺玉器则以端玉为主。后者与殷墟妇好墓、曲沃晋侯墓、长安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反映出商周用玉制度有一脉相承之处。简言之，除了象征军权、王权的钺之外，玉器从主要作为通神工具逐渐转变为贵族佩戴、把玩之物。    　　从数量、器类、造型、纹饰和软玉所占比重诸方面，总体观之，迟至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制玉业并未达到良渚玉器所达到的水平。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受到玉料来源的限制；一则可能主要是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体现--礼制与前铜礼器，并不集中在玉器上，而是以鼍鼓、特磬、土鼓等王室庙堂重器和成套的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为特征。中原同其它文化区系间，宗教信仰和礼的观念及其物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差别。这与颛顼实行“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后，不再存在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独立宗教，宗教为统治者所垄断，成为世俗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这一时代背景相一致。红山文化巨大的坛、庙、冢群遗迹，使人感受到神权至上的浓烈宗教氛围；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和贵族墓地、祭坛以及随葬玉器群反映出神权、王权并重；而陶寺墓地及随葬品组合则清晰的显现了神权淡化、王权突出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