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进一步就古城址面貌与夏禹时代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1)鲧作城即龟作城。闻一多认为即成都平原的龟城，说明成都平原上曾经历过作城迁徙的时代，正与蚕丛氏“民无定居，随其所在致市焉”的情况相当。(2)夏人尚黑。赵光贤认为夏文化是灰陶文化。这正与宝墩文化器物多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相当，也可称为“灰陶文化”。(3)成都宝墩文化时代与先夏时期相当。因此，成都宝墩文化极有可能是先夏文化。

　　以上看法，由于六座古城发掘的城邑布局、遗物的社会发展水平、建筑样式及内涵还不十分清晰，因此，还带着很大的猜测性。不过，把“古城”考古与文献记载对照是有相当意义的。我们知道，我国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后两种形态正与从酋邦发展到国家的阶段相当。成都平原古城址正是中心聚落阶段也即方国酋邦阶段的体现，正是由史前到文明起源的过渡时期。弄清成都平原古城文明时期的社会性质和文化内涵，对于研究巴蜀文明的渊源、初发地域及发生过程，进而研究巴蜀文明的结构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这种研究还仅是一个开端，还有待于深入发展。

三、夏禹文化的内涵

　　对夏禹文化的内涵，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较多的学者主张夏禹文化的内涵是治水文化。熊达成认为“大禹治水的胜利”，“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水文化思想体系”，“由于对江河干支流系统的了解，产生了江汉朝宗于海的‘中华大一统’的共识”。“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治水战略，至今还在起作用。”“大禹治水的精神，即大仁、大智、大勇的精神”，是禹文化的精神核心。熊老上述意见着重从精神文化内涵上阐述了夏禹文化的特征，具有卓见。冯广宏、周烈勋、陈渭忠等均就此加以发挥，进一步阐述了禹文化与治水的关系，与岷江水利的关系，使得岷江水利工程与大禹治水发生了历史联系，这是近年来四川学者研究禹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谭继和则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大禹文化的内涵及其来源加以了特殊的分析。他认为，“禹文化就是西羌人的文化。夏文化的发源地在西羌。岷山西羌是江源文明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以江源之地的水文化为动力，形成为高阳氏家族公社与高辛氏农村公社两个部族结为联盟的的农牧经济。夏后氏与蜀山氏世为婚姻，是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与母系母权制农村公社长期联盟关系。夏后氏在西蜀地区属于低等农业的农牧经济阶段，通过治水发展为高等农业，东迁中原后就成为经济比其它族更发达的高等农业部族”。冯广宏则主张，“夏禹文化是以大禹为中心的文化表现。从时间上说，处于夏文化的开端，它是夏文化的渊源。”龙显昭对夏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加以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夏禹治水成功，开创了我国的农耕文化，随之而产生了观象授时的‘夏历’，使人民在农业文明中过着定居的生活，通过观天象，依农时，从事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夏言、夏礼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大体相同的思想行为规范，并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夏禹所开启的一代文化正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