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明则从民族学资料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禹与羌同一族源说。他着重分析了羌族的白石崇拜是从古至今的传统，与有关禹和启的白石──“血石”崇拜的记载和遗迹，是一致的，“不难看出禹与羌实有着族源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杨光成则提出了“夏羌文化”的概念，认为，它形成于夏禹时代。李茂则把夏羌文化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根本最内核的基因。”显然，“夏羌文化”概念是否即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基因”，这还有待于讨论。但夏和羌在文化习俗上确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

　　祁和晖虽然承认“在血缘上，夏禹人与古羌人、古蜀人有着渊源”，“但是否就是羌族祖先或巴蜀先民祖先，则勿轻定”。她主张“夏禹族属华夏”，“夏禹是华夏文化族的共同祖先”。这一观点显然植根于族属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问题而不是血缘的理论，具有启发性。

　　林向从羌戈大战的分析中认为禹为从西北南下岷山的羌人。谭继和续申其说，认为羌戈大战的传说是禹为代表的横目羌人与戈为代表的纵目蜀人之争的历史影子。戈人即斟戈(灌)人，“有可能就是蜀王的第二代柏灌”，“是被羌人打败了而后臣服于羌部族的戈人，后来随夏迁到了中原，夏灭亡后又迁到了山东。”

　　冯广宏更进一步认为，“夏禹文化与蜀史之间有一个结合部，是一块新的天地”，值得我们探索。他从诸种文献所记述的各代蜀王的年代的不同和岐异的比较中，找出鱼凫氏到杜宇氏之间“至少有1800年的空白区”，而这一空白区正是大禹和蜀山氏及其祖先颛顼活动的年代。他认为“大禹史事补充了古蜀史的空白”，这是极有价值的创见。

二、成都平原古城文明与大禹时代

　　近年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新津县宝墩村、郫县古城村、都江堰芒城村、温江县鱼凫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等六座古城遗址的发掘，展现了成都平原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下接夏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古城址文化面貌及其前后衔接的演变过程。这六座古城同三星堆古城遗址构成了成都古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轮廓，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的中心。它也说明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同古蜀城市文明的起源相一致的。王毅等把它命名为“宝墩文化”。由于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这正与文献上的虞夏时代相当，因此，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系从多侧面进行了探讨。王毅、蒋成、陈剑比较分析了大禹时代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考古成果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发现二者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应大体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这从考古上证明夏禹文化与成都平原古城址有一定联系。王纯五认为，成都平原古城文明的开发史就是治水的历史。古城址与古河道有密切的关系。他发现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宝墩遗址正位于岷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文井江古河道的上、中、下三个地域，鱼凫城则位于古岷江干流，郫县古城遗址则位于《禹贡》江沱古河道近旁。这些地域正是成都平原农业开发和陶器制作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与夏禹治水始于江汉，发源于岷江，正好处于同一时期。古城文明正是大禹治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