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由平等的部落社会向等级化的国家演变，中外学者存在有各自的看法。摩尔根提出“部落联盟”的观点，塞维斯则倡导“酋邦”概念，共同认为从平等部落社会至阶级分化过渡而产生国家。但怎样把“酋邦”和国家在概念上区分开来，由于各个区域的特点不同，理解时又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苏秉琦先生根据中国古史自身发展的特点，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进一步转化，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认为古文化指一定时间、区域范围内的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就是具有悠久区域传统的古文化，具有突出地位的中心聚落发展成为国家。接着他又提出中国文明发展阶段包括“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由“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组成的理论。指出秦汉统一时期，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500至1000年，但都可追溯到4000年、5000年、6000年前。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区域中心，古城、古国纷纷出现。距今4000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由古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古国与方国比较，方国更成熟、更发达，是高级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中国古代国家的“原生型”模式，是由氏族到国家的一般过程，除中原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沿着这种模式发展。“次生型”是中原地区古代国家发展的典型模式，在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一种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的政治实体促成了夏商周国家产生。由“原生型”到“次生型”的古代文明起源的发展模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方学者在“部落”或“酋邦”向国家过渡难以区分的概念问题。从古国到方国，体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古代文明发展的自身特点，当文明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国随之产生。古国是脱胎于农业聚落的政治实体，一个聚落中心向国家转化时，社会形态的转变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古国是向方国演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又是从“原生”到“次生”的一个突变。距今5000年前后，在各地的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多级聚落形成，区域中心纷纷涌现，有的当已经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古国的具体时期约与夏建国以前古代传说的“五帝时代”相当，可划分为龙山时代与尧舜时代两个阶段。 　　龙山时代相当于文献称呼的“五帝时代”，是传统认识上中国古史中的第一个时代。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现50余处，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中南部、湖南、湖北及成都平原一带。城址的归属，黄河流域主要有汾河流域的陶寺文化，伊洛流域的王湾三期文化，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石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以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这些文化已发展成为以政治统治中心地位聚落为主的社会高级形态，出现了地区性中心聚落。聚落中心的政治实体，开始建立强制性权力系统，各区域邦国型国家开始建立，构成了文明社会发展的多元性特征。尧舜时代是晚于炎黄聚落的时代，也是龙山时代晚期向夏王朝国家过渡的重要阶段。此时期的“几个地方性的文化在一个圈子里面作密切交流的情况，事实上也是国家类型的社会形态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尧舜领导的古国从多中心的部落中脱颖而出，嬗变步入金字塔形部落结构，形成古国文明的杰出典范。无论在聚落形态、社会形态方面、还是文明化程度上，都具有“王都”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