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处于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制作华蓥山出土这种鸟形骨器借以表达他们对心宿三星作为季节指示星象的崇拜感情（是否存在巫术行为以祈求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丰收，尚难以断定），既与生存、生活需要相联系，也不存在认识和表达能力方面的障碍（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三个钻孔与对“三”数的认识无关，但原始人完全可以把心宿三星及其相对位置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图像来摹写、表现）。

    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体形小巧，双翼尖长，尾呈叉状，喙扁而短，正是燕子的形象。为什么将燕子与心宿三星结合在一起表现呢？因为二者都是授时的标杆，尤其是春、秋分到来的“指示仪”。竺可桢曾经描述在长江下游、上海以及山东地区家燕到来时与春分之间的对应关系（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它们对说明和理解鸟形骨器化石及前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鸟纹及其变形图式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佐证。简言之，因为燕子和心宿三星几乎是同时在春分时节到来和出现（前者冬迁南方、春天北返，后者在春分到来时，黄昏时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上），所以燕子成为心宿三星的物象（物候）。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史前时代鸟纹演化为火纹、三足乌、弧边三角纹或再加一个、三个圆点这种现象便会感到迎刃而解、恍然大悟，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心宿三星的象征或表达，是春分到来的标志物。用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规律“互渗律”也能解释这一问题。按原始人的认识水平和心理，他们可能认为燕子（鸟）和心宿三星本身就存在着神秘的联系，所以二者的关联性表现、表达常常出现于原始人手中。

    先秦文献常常说到有巢氏（《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周书•史记篇》）、燧人氏（《尸子》、《韩非子•五蠹》）。有巢氏是构木为巢的时代，燧人氏是钻木取火的时代，正式的史书常常不写它们，但一般认为它们是用来指伏羲、神农之前的两个时代，有巢氏当对应于旧石器初期，燧人氏约当旧石器中期（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简表》附《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简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1版；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中国原始社会分期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以现今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而言，这种安排和认识笔者认为大体上是合理的。关于燧人氏，有一个著名的神话：说是有一个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但有一棵大树名燧，曾有一个圣人从太空中游来树下休息，看到一只鸟用嘴啄树发出灿然火光，于是圣人用树枝钻火，人类从此开始了熟食（《太平御览》引《王子年拾遗记》）。《尸子》更说：“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上释旧石器时代中期鸟形骨器与燧人氏神话颇为契合：燧人氏时代已开始星象观测，由此古人认识了“四时昼夜”；燧人氏因“鸟”发明火，因观测“辰星”而发明火，则“鸟”与“辰星”有同样功用，岂不是说“鸟”就是星即星鸟、火鸟？现在看来，燧人氏神话极可能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而非春秋战国时人随意编造、猜想，如果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的年代在新石器中期没有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