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先生据文献记载“舜生姚丘”、“舜生姚墟”之说考证，认为“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黑陶、骨镞以及稻谷、稻秸等遗物，可看出当时私 有制已经萌芽，与姚墟的地望和历史变化有许多相似之点，故提出了河姆渡遗址为姚墟的观点”（陈旭钦、黄勉免《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物》1994年第10期）；何新先生依据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研究认为“黄帝和伏羲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黄帝作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就是起于东夷的舜”、“神农炎帝就是《尚书》中所记中国最早的君主——尧”、“距今4000——6000年，这正是传说中的黄、炎帝时期”（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2页、69页、213页、33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版）。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山时代的陶峙类型为尧部族之文化遗存，而苏秉琦先生据考古学文化分析，认为陶峙的形成是这样的：“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成‘Ｓ’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它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峙”（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9—16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仅将这几家观点一汇合，我们就会看到：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伏羲、黄帝、舜共同生活着，当舜到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去接尧的班的时候，伏羲和黄帝也跟着舜去接尧的班；在四、五千年前的海岱地区，伏羲、黄帝、舜、少皞、太皞、炎帝、蚩尤（后面几位也被不少学者认为对应于东夷文化）共同生活在一起，当炎黄大战发生时，也就是伏羲或舜战胜了尧、杀了蚩尤；据考古学文化，是东部的大汶口文化西进对陶峙类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可视为舜进犯了尧，但也可能是蚩尤犯尧、黄帝犯尧、伏羲犯尧等等。这些事情同时也可发生在七、八千年前，而且还可以发生在一万年前或一万八千年前，因为伏羲的年代可以早到那个 时候；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发生在渭水流域、中原、长城以北地带、长江中游湖北、湖南、重庆江津等等。这种联想和类推当然是荒谬的，可能也很少有学者这样去联想。但这恰恰可以说明，我们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许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论证，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个0或者是一个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