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华夏上古史研究》

孟世凯

     今年（2001）有幸拜读了两本研究我国上古史的著述。一本是湖南刘俊男先生的《华夏上古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本是山东景以恩老先生的《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两本著述都有各自的特色。前者认为上古“三皇”、“五帝”皆源于南方，中华文明是以今湖南洞庭湖一带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后者认为上古诸氏族与夏商周三代皆源于东方，具体到今山东海岱地区。两书的共同点都是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搜集各种各式资料，较详的对有关古文献（涵先秦两汉以及其后的传说），考古资料，古文字和有关的古地理等研究后得出各自的结论，各自都是独树一帜。刘俊男先生约我对《华夏上古史研究》写个书评，读此书后我有一些联想，只有是个读后感。         学习过先秦史的都知道，先秦时代的历史最复杂，问题最多，又是一个最重要、时代最早的时段。按传统的划分法、夏王朝建立前为“古史传说时代”，在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中称为原始社会，约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我们今天所知这几千年的人和事是先人们口耳相授，代代相传而被后人记录下来的。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授中都搀杂了不少的神话，故历史上又曾称为“神话传说时代”。这一类最早的神话传说资料中，保存了不少的古史资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是研究上古史主要的资料依据。         从先秦、两汉、魏晋及其后历朝的古文献中都有上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但是最早系统的记载这段历史是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开卷的《五帝本纪》只从黄帝开始。先秦、两汉以及其后各种文献中《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记述。因年代久远，历代的传授又有所差异，加之一些古文献中又是人神不分，至使两千多年来在各种学者中对上古史研究各说其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各说其是的研究是必然趋势，即在不同的时代有更多的学者来参与探讨，才有利于上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对古文献的辨证和史料的整理，可以说清朝的“乾嘉学派”作出不朽的贡献。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古史学界出现了反对封建思想的疑古思潮，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辨析我国古代历史资料过程中，引起了一次研讨古史的热潮。现在回头去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疑古思想走得太远一些，由疑而走向了无。但是古史辨的学者们通过对古史史料的辨析，考订其真伪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仍是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已将古文献和当时能见到的古文字（金文、殷墟甲骨文）结合研究的方法，为其后科学地利用历史文献、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资料，民族学（或称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对史料作了不少的辨析、考证，所以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研究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才被以“烦琐考证”、“钻故纸堆”定性，列为禁区。因此较长时期对许多古史问题不能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研究。再加之某一时段“长官意志”的指示、“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厚今薄古”的贯彻等等的限制，使上古史的研究几乎完全停止。至于几部通史中上古史部分仍是传统说法，有的也试图与考古资料结合，便限于当时的资料和方针政策，也没有什么大突破和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