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传教士创造的“威妥玛式”等拼音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拼音方案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有学者发现，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作为当时公认为最科学的拼音方案，“国罗”为什么没有被新政权直接采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多数学者选择沉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在“国罗”和“北拉”争辩的背景下，当时的决策者很难摆脱革命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直接采用“国罗”拼音方案。

而陈章太则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冷静和客观的，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那个时候，这名年轻人因为语文研究与编辑工作需要，接触过许多老辈学者。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学者都积极参与了文字改革方案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也都“随着国家政权的政策变化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显得很自然，并不勉强。

不过，历史也记录下一些例外。在当时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讨论中，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划为右派，“下场很惨”。当时，许多大学者都曾写长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一次方向重立

冯志伟记得，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不久，便风行全国，他自己也很快舍弃了用注音字母拼写的习惯。

不过，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冯志伟并不是最狂热的一个。他有许多同学，当时便开始用拼音记日记。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担心这种不区分同音词的日记“以后自己看不懂”。

尽管1958年周恩来在宣布《汉语拼音方案》时，曾经表示，汉字是否会被字母代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汉字拼音化倾向，仍然是一种潮流。在许多人心中，汉语拼音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字母文字。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还不具备作为文字的资格，当时，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继续研究。据回忆，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编制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过的《定型化汉语拼音词典》，通过复杂的方式，使拼音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