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以来，这还是楚军第一次饮马黄河。楚国的老规矩，大军出征，令尹是主将，司马为副将。因此可以肯定，吴起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捷报传来，估计楚悼王和吴起，都很得意。赵军得到有力的策应，趁机组织反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棘浦和黄城。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河北的魏县南部，和河南内黄的西北。 　　既然谁也灭不了谁，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互相妥协。围棋界有个说法，叫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棋盘上战胜他。魏文侯和吴起是君臣关系，不妨类比师生。吴起这个报答方式，战败后的魏武侯一定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也许会说：“还是公叔聪明，料事如神。早知如此，那时就该灭掉吴起，真不该养虎为患，让他活着跑到楚国！” 　　名将之死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体有限，锅里只有一块肉，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所以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而非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态度。对于改革也是这样，就像挤公共汽车：未得利益者希望快点挤上去，既得利益者呢，则回头这样安抚他们：这趟太挤，你别着急，还是等下一趟吧。 　　问题是吴起不想让大家等。大家等不起，楚悼王等不起，他自己也等不起。怎么办？只好从车上硬往下拉。 　　楚国一直是贵族当权，吴起一个外来户，突然间鸠占鹊巢不说，还凭空一刀，割去贵族的许多血肉，你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对此“皆甚苦之”，无不摩拳擦掌咬牙切齿，整天算计着如何搬掉这块拦路石。 　　吴起好对付，但他的大后台楚悼王不好对付。那些变法措施之所以能得以施行，关键是有楚悼王的支持。只要他对吴起的看法不改变，贵族们再恶心吴起，也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里，终归不会安全。楚悼王是人不是神仙。即便能对吴起始终信任如一，他的生命也有限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命呜呼，吴起的命运也随即天翻地覆。那些蓄谋已久的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联手行动，攻杀吴起。吴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突然遭遇枪林弹雨的围攻，狼狈可想而知。不过他到底是个身经百战的将才，危急关头也没忘记兵法。他不跟敌人纠缠，径直向楚悼王的灵堂逃去。进去之后二话不说，一下子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所谓投鼠忌器。吴起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人能稍微顾忌一下，停止攻击，至少给他一个喘息思考的机会。可是，贵族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哪里还有软着陆的余地？他们丝毫不管老国王尸骨未寒，刀光剑影接连不断地朝吴起飞去。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射死。刀枪不长眼，可以想象，楚悼王的尸体，少不了也要挨它几下。 　　楚国有条法律：“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就是说，用兵器侵犯国王的尸体，要抄斩三族：自己，父母和儿子。楚悼王的太子熊臧，对吴起也没什么好感。他不动声色地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看着那些不解恨的贵族对死去的吴起又施加了车裂的刑罚。等事情平息下去，他自己的位置也坐稳了，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贵族。他的手法比起吴起毫不逊色，一口气就灭了七十多家。罪名么，当然不是射死令尹，而是兵犯王尸。 　　有句俗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时期的大权臣大奸臣和珅，后来势败抄家，据说家产价值十一亿白银之多，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千万两。这个数字的真伪暂且不辨，吴起之死给楚国，确切点说就是楚肃王，带来的实惠，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当然，都是无形资产。道理很简单，楚国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贵族势力太大。吴起想削弱他们，也只能慢慢来，而楚肃王利用吴起之死的政治遗产，正好可以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 　　阳城君也参与了对吴起的攻击。后来楚肃王挥刀霍霍，他见风声不对，赶紧逃往他国，寻求政治避难。当时有一帮墨家子弟在阳城——墨家不是善于守城吗。墨家的组织非常严密，其首领称为巨子。当时的巨子是孟胜，他跟阳城君的关系非常好。阳城君逃跑之后，楚国要收回封地，孟胜无力阻止，竟然带领一百八十五名弟子，为之殉难。这事记录在《吕氏春秋·上德》中。原文如下：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人之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返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返死之。 　　阳城君把封国暂时托付给孟胜，折断一块玉璜作为信物，就像兵符那样。孟胜说：“我拿了这个符，受托保护人家的国家。现在见不到阳城君的符，又保护不了他的国家，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叫徐弱的弟子说：“您死要是对阳城君有益，那不妨去死；对他无益，还要绝掉墨家的流传，何必呢？”孟胜说：“账不能这么算。我跟阳城君，不是师徒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君臣。我如果不死，以后谁还会请墨家弟子当老师做朋友为臣子？我死，就是要行墨家之义，传墨家之业。我已经将巨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能之辈，不必担心墨家会失传！”徐弱说：“既然这样，那我愿意死在先生之前，为先生开路。”于是首先自杀。孟胜死后，一百八十三名弟子相继殉难。有两个门徒作为使者，传令给田襄子，交接之后，也要返回楚国自杀。田襄子说：“别别别，现在我是巨子，你们得听我的。”但那两个人不听，到底还是回去抹了脖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家都劝谭嗣同赶紧逃走，但谭嗣同没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吴起之死，正可以作为“变法必流血”的论据。谭嗣同用自己鲜血浇灌国土，可国家依然未见昌盛。那么吴起呢，他的死，可有价值？ 　　莫须有，最多也就是个莫须有。 　　《史记》上记载的四个大动作，“南平百越，北并臣蔡，却三晋，西伐秦”云云，很难说是楚国国力的象征。因为吴起变法，当时不过两年，如果采信他先守宛地一年的说法，那还要更短，只有一年。一年的时间，国家政策刚刚调整，统计数据肯定积极了，GDP也肯定提高了——军费开支增加了么——但国家的总体实力，很难说有明显提高。治理国家可不是吹气球。能够立竿见影的只有数字。至于打了几个胜仗，开拓了一些土地，不过是军力暂时有所增强罢了。即便不考虑编练的新军，吴起自己的将略，肯定也能让楚军的综合实力临时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打点胜仗并不出人意料。难道不是么？ 　　历史的外壳是如此坚硬，我始终无法进入它柔软的腹心，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当之无愧的名将，但算不上军事家，比如李广；有些人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名将，至少没有直接统军，比如孙膑。而吴起绝对是双料人才。实战经验暂且不说，论军事理论，他与孙武齐名，所谓“孙吴”。他的著作《吴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这六篇说是字字珠玑，毫不为过。它跟《司马法》一样，都是《武经七书》之一，李悝当初的评价，可见没有失误；论政治才干，他又与商鞅齐名，变法措施引人注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样样精通。无论《左传》跟他有无关系，文武兼备这个词加于其身，总之不算虚夸。 　　但是细品历史，我始终无法喜欢这个人。 　　唐朝末年有个叫周昙的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直讲。他写了八卷《咏史诗》，在《春秋战国门·公叔》这一首中，提到了吴起：吴起南奔魏国荒，必听公叔失贤良。这话不够准确。吴起这人，“贤”字庶几可当，“良”字却相差甚远。司马迁确实高明，对笔下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而暗寓褒贬。年轻时读到吴起，总是摸不清太史公的真实态度，直到近年才弄明白他对吴起的厌恶。他把两段轶事写入《孙子吴起列传》，不着一字，而褒贬全出。那两段话，一段是鲁国人攻击吴起的，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另外一段，则是士兵母亲的眼泪。 　　现在看来，杀妻求将更为恶劣，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另外那条罪状，母丧不归。至于道理么，非常简单，不必细说。比如名将白起的后裔白居易，写过一首《慈乌夜啼》：“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他把老乌鸦死后小乌鸦夜间悲哀的啼鸣，跟吴起并举，作为对照。白居易的声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恐怕很难赢得现代人的完全赞同。母亲去世，毫无疑问应该奔丧。但那时交通不便，噩耗传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吴起即便能骑匹快马跑回家去，母亲也肯定早已下葬。他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慈颜的最后一面。这也是孔子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那时人们攻击他的，当然不是不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是不为之守丧。那是当时极为重视的礼仪。唐朝时宰相杜佑写了一部史学名著《通典》，它和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起，合称“三通”。《通典》总共两百卷，分为九个部分，其中讲“礼”的，就有一百卷之多，正好占了一半。这其中，最见功夫、贡献最大的，又在于凶礼中的丧礼。人们对于丧礼丧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是维护门第制度的需要。宋代以后，大的贵族和门第逐渐消失，人们对丧礼，也就没了那么多穷讲究。到了现在，不管什么礼仪，都在慢慢消解，所以这些攻击，不会有致命效果。有些人甚至能从这里看出吴起身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未可知。而杀妻求将完全不同。人命关天，且是结发妻子，即便有那么一两个没心没肺的自私自利之辈，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肯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并不想拿这个武器攻击吴起。并非因为这个武器太过常规而且陈旧，而是因为我在薄情无义之后，看到了更加恶劣的一面：虚伪。一个为了功名而不惜杀掉无辜发妻的人，竟然会去为士兵吮吸脓血。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反差过于强烈了吗？历史在这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 　　换用管仲的话就是，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名利狂，指望他会真心爱惜士卒，岂不是痴人说梦？ 　　吴起这样做，包括卧不铺席行不乘车，与士兵同吃同宿自己背干粮，统统都是作秀。蓄谋已久的作秀，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可惜，那些士卒们年轻单纯，没看清吴起的面目。而在那样的时刻，总是血肉相连的母亲最为敏感。她的眼泪，实在是对吴起虚伪的变相声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向那位无名的母亲致敬。 　　绝对的平等从来都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甚至相对的平等，都很困难。只有精神上的平等，可以追求。将军和士兵，要承担不同的压力，自然要享受不同的待遇。至少，过度的疲惫会削弱将军的体力，也会损害他的敏锐判断。士卒判断失误，至多自己丧命；将军判断失误，动辄丧师辱国。如此简单的道理，吴起这样的将帅之才，岂能不懂？再说他在一线带兵时，已过盛年，而魏国的武卒，估计以青壮年为主。他有必要这样跟年轻人较劲吗？当然，带兵打仗是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举，得有点手段，不能一味忠厚老实，像宋襄公。但是不管什么手段，总要有个度，不能那么下作。 　　杀妻求将固然丑陋，多少还有一点恶人的坦白——我就是极端自私自利；可再添上一条为士兵吸脓，就会令人无比恶心。当然，令人恶心的并非脓血，主要是吴起。因为他明明极端自私，偏要作出满怀爱心的虚伪样子。通俗点说，就是明明当了婊子，还非得立块贞节牌坊。没人质疑他的将帅或者宰辅之才，文能安邦，武可定国，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厌恶。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我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照片。那真叫一个帅。我想象不出，还能有谁比他更加英姿勃发。我心目中的名将就是这个样子的，绝非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将略，他身上的政客面目和手腕儿更多一些。 　　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这样评论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就是说，会说的未必能做，能做的未必会说。吴起提醒魏武侯地形之险不如恩德，可是到了楚国，却因为刻薄寡恩而身首异处。真是悲哀。吴起难道不明白恩德的重要么？当然明白。问题是他已过知命之年，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估计活不了多久。时不我待，他着急，他必须只争朝夕。他出过将，但还不曾入过相。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活该。 class=’page’>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