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归楚不情愿，归汉有风险，那么韩信是不是该听从蒯通的劝告，拥兵观望，任由楚汉斗得精疲力竭，然后“割大弱强，以立诸侯，”最终达到“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的美好结局呢。应该说，对于这种选择，韩信不是没有动过心，加之蒯通对人主与功臣关系的分析让他不能没有顾虑，所以他才会说“先生休矣，吾将念之。”这也许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种种利害关系让他不得不下去好好考虑一下。考虑了好几天，不见动静，蒯通憋不住了，再次进言，让韩信不要犹豫，抓紧进机，早做决断。（蒯通对韩信的劝告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又占了近七分之一的篇幅。太史公对韩信的感情实在耐人寻味！）韩信终究没有听从蒯通的劝告，而是选择了继续追随刘邦。很简单，两个原因，一是汉王对他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瞧啊，这可是现代拍帝王大戏的最佳素材。刘邦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韩信披上，自己有一口好吃的也忘不了让韩信尝尝，感人哪！想必韩信那大个子不止一次心中暖洋洋的象春风吹过，兴许眼中还泪光点点呢。对这么好的人主，韩信认为“背之不祥”，这也是他回绝武涉和抵挡蒯通的坚强武器。韩信并不象那时的许多“投机分子”，只要对己有利，就能朝秦暮楚、卖主求荣，“屋梁上的冬瓜两面滚”，他还是有一定原则、操守和立场的。二是认为自己功多。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蒯通苦口婆心地分析了一大通功臣功多的害处，他为什么还用这个理由来坚定自己的立场呢？这恐怕得和第一个理由联系起来看。刘邦傲慢无礼，骂部下如骂家中奴才仆人，但能对韩信“解衣”“推食”，关爱有加，其中固然有收买人心为之卖命的原因，但还有对韩信才能的欣赏。才能是在创造的功业中显示出来的，功越多，证明才能越高，才能越高，刘邦不是就更欣赏了吗！好，既然如此，且看我再创更大的业绩！蒯通啊，你看，我想弄个王来当当过把瘾，刘邦不是就派他手下最重要的谋臣张良来立我为齐王了吗，这可见咱俩的交情，也可见他对我的肯定。（韩信若晓得这个王是刘邦破口大骂后在张良的提醒下赏赐给他的，必定要仰天长叹！）他怎么会象那没良心的勾践呢？不象！绝对不象！一旦认定刘邦“终不负我”，新任齐王韩信就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豪情干云地带兵去和刘邦相会，导演那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十面埋伏大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蒯通佯狂为巫，远离名利场而去。他已经看到了韩信的悲惨结局，也提前为自己找好了避祸的退路。长歌当哭，痛何如哉！蒯通的心在请神斥鬼的长声歌咏中滴血。三历史证明蒯通的眼睛没有看错。汉五年十二月，垓下大战灭项羽。汉六年二月，刘邦称帝，大赏功臣，韩信被夺去原来的部队，徙封为楚王。仅仅过了几个月，这一年的十月，就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由此拉开了刘邦收拾功臣的序幕。到底是谁告的呢？史书中没有说，只说是“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所以我只能按照《史记》中的原话称之为“人”。“人”先生来路不详、身份神秘、面目混沌，究竟是何等样人物也？这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邦及其朝臣的反应。刘邦赶紧召众人商量。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骂道：“亟发兵，坑竖子耳！”翻译过来就是，“赶快派兵攻打，活·埋了那王八蛋！”韩信若有顺风耳，听见了必要吐血三升。他什么时候把诸位得罪得怎么深啦？那一干莽将武夫容易冲动，奋臂挽袖还可以理解，不过那些见识高远、运筹帷幄的谋士文臣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替韩信辩解几句呢？就凭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上书告发就可以证明韩信要造反？这实在滑稽！回想当时楚汉相持固陵，汉军困窘，刘邦和手下那么多的谋士、武将眼巴巴如大旱望雨盼望韩信来救他们。韩信那时若听了蒯通之言而反，宰割天下易如反掌。那时不反，现在天下已定，大势已明，他却放着好好的王不当，偏要造反，简直就是猪头！这样笨，他哪能混到今天？早就被历史的大浪给淘汰了，还能浮出水面指点江山！那么，是不是刘邦待他不好，让他起了反心了呢。这也讲不通。韩信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刘邦给他几件穿的，几口吃的他都念念不忘（后来他当上楚王，不但重谢了当年曾在贫贱饥饿时给他饭吃的漂母，而且还不念旧恶，提拔当年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少年为官，这些都证明他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现在当上了王，他反到不满意了？要知道，除了刘邦，就是那几个王算大的了，而享受封王待遇的也不过区区几人罢了！虽说和刘邦隔远了，不再有“解衣”“推食”的感人场景，但应该也不会生疏到反目相向啊。何况从灭项羽到现在，一年都不到，关系怎会恶化到这个地步？如果交恶，此等大事安能不见于史书？因此，这个理由也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