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诏收书大兴文字狱
时间: 2010-09-14 16:17 来源： 凤凰网历史 点击:
核心提示：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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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text-align: center">乾隆汉服图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史学》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中华书局
清世祖雍正在处理曾静投递逆书一案中曾采欲擒故纵之法，放过曾静而深责吕留良，这种异常的举动曾引起朝野不解和震动。雍正心里的深层想法是：“江南”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思想轴心和异动之源，而其他地方的异端言辞不过是这个光源放射出来的几束不同颜色的谱系。故只有摧毁了这个源头，才能有效遏制光谱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个意义上，吕留良不过是充当了“江南”邪恶文人的一个符号而已。然而，雍正在开棺戮尸彻底毁灭了吕留良的肉体残余之后，却发现江南密如蛛网的藏书楼和书籍流通系统，使他根本无法有效地遏制其文字的传播与流行，更不用说那遍布在每家书柜角落中的书籍，更是不知从何处查验。甚至在雍正的眼中，仅仅焚灭吕留良一人的著作似乎都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禁绝“江南”一带所有的悖逆书籍了。
可是雍正之子弘历却完全不甘于此，在他看来，父亲与“江南”士人的较量的序幕才刚刚拉开，真正的交锋从乾隆中期才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和他的父亲仅把吕留良的行为看作是与某种具体政治案件相关联有所不同，乾隆帝对“江南”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显然做过相当详细的案头考察工作，对其文化的分布要素可谓了然于胸。比如在启动了《四库全书》征书预案以后，乾隆向地方官发布的谕旨中对“江南”的藏书状况就有这样的描述：“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入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①
在另一份谕旨中，他更具体地说到书贾客船的活动状态，甚至能说出某些著名书商的姓名：“又闻苏州有一种贾船，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②
正是因为对江南一带书籍流通和分布的复杂性颇有了解，乾隆帝似乎对征书的顺利进行显得颇有信心，这种状态也影响到了地方官吏的判断，如乾隆三十七年，刘统勋发出的寄谕中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察：“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钞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结果事实正和预期结果相反，刘统勋发现，就是在一般的书肆中征求书籍都很困难，更别说是私人捐献了。乾隆对江南书籍流通状态的熟悉本来是给他增加信心的，到此却更增加了一层焦虑，他隐隐感觉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难免会像他父亲一样被迫默认江南书籍的流通泛滥而无力禁止，事情会变得不了了之。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已经透露出强烈的焦虑感：“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复从前[何]籍口？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③一些督抚搜求书籍的迟缓拖延，使乾隆的疑虑不断加深，他甚至怀疑督抚和江南藏书家之间可能构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也就是说，督抚们既怕担责任也怕出麻烦，宁可和藏书家合谋阻挡献书捐书进程的顺利进行。
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时隔不久，一道严旨就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厚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段表白标志着乾隆征书的真实目的开始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只不过尚披着一层薄薄的温情安抚的面纱。在这幅面纱的后面，乾隆出鞘后直指“江南”的剑锋刃气已隐约可见了。
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地方官员的反应对乾隆的督促感到诧异而有些不知所措，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先是推说：“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②立刻遭到了乾隆的申斥：难道各省进呈的万种书籍中竟没有一种违碍书籍吗？“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究，断不宜置之不办。”
style="text-align: center">乾隆汉服图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史学》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中华书局
清世祖雍正在处理曾静投递逆书一案中曾采欲擒故纵之法，放过曾静而深责吕留良，这种异常的举动曾引起朝野不解和震动。雍正心里的深层想法是：“江南”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思想轴心和异动之源，而其他地方的异端言辞不过是这个光源放射出来的几束不同颜色的谱系。故只有摧毁了这个源头，才能有效遏制光谱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个意义上，吕留良不过是充当了“江南”邪恶文人的一个符号而已。然而，雍正在开棺戮尸彻底毁灭了吕留良的肉体残余之后，却发现江南密如蛛网的藏书楼和书籍流通系统，使他根本无法有效地遏制其文字的传播与流行，更不用说那遍布在每家书柜角落中的书籍，更是不知从何处查验。甚至在雍正的眼中，仅仅焚灭吕留良一人的著作似乎都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禁绝“江南”一带所有的悖逆书籍了。
可是雍正之子弘历却完全不甘于此，在他看来，父亲与“江南”士人的较量的序幕才刚刚拉开，真正的交锋从乾隆中期才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和他的父亲仅把吕留良的行为看作是与某种具体政治案件相关联有所不同，乾隆帝对“江南”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显然做过相当详细的案头考察工作，对其文化的分布要素可谓了然于胸。比如在启动了《四库全书》征书预案以后，乾隆向地方官发布的谕旨中对“江南”的藏书状况就有这样的描述：“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入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①
在另一份谕旨中，他更具体地说到书贾客船的活动状态，甚至能说出某些著名书商的姓名：“又闻苏州有一种贾船，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②
正是因为对江南一带书籍流通和分布的复杂性颇有了解，乾隆帝似乎对征书的顺利进行显得颇有信心，这种状态也影响到了地方官吏的判断，如乾隆三十七年，刘统勋发出的寄谕中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察：“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钞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结果事实正和预期结果相反，刘统勋发现，就是在一般的书肆中征求书籍都很困难，更别说是私人捐献了。乾隆对江南书籍流通状态的熟悉本来是给他增加信心的，到此却更增加了一层焦虑，他隐隐感觉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难免会像他父亲一样被迫默认江南书籍的流通泛滥而无力禁止，事情会变得不了了之。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已经透露出强烈的焦虑感：“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复从前[何]籍口？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③一些督抚搜求书籍的迟缓拖延，使乾隆的疑虑不断加深，他甚至怀疑督抚和江南藏书家之间可能构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也就是说，督抚们既怕担责任也怕出麻烦，宁可和藏书家合谋阻挡献书捐书进程的顺利进行。
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时隔不久，一道严旨就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厚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段表白标志着乾隆征书的真实目的开始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只不过尚披着一层薄薄的温情安抚的面纱。在这幅面纱的后面，乾隆出鞘后直指“江南”的剑锋刃气已隐约可见了。
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地方官员的反应对乾隆的督促感到诧异而有些不知所措，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先是推说：“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②立刻遭到了乾隆的申斥：难道各省进呈的万种书籍中竟没有一种违碍书籍吗？“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究，断不宜置之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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