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焚书”：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孝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由此看来，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30天交官府烧毁，逾期不交，“黥为城旦”（脸上刺字，罚服筑城劳役4年）；还规定，有敢擅自谈论诗书者处死，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些命令付之实行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焚书，结果无数文化典籍化为乌有。   　　梁元帝“焚书”：梁元帝（508－554年）即萧绎，字世诚，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10月，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兵5万南下攻梁。同年11月，魏军攻破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册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随后，便到西魏军营投降。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公元554年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作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此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帝“焚书”：乾隆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撰出了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乾隆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书籍达71万卷之多。可见，乾隆“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