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被若干清史研究者过分吹捧的康熙和乾隆帝而论，他们都大力表彰清官，“康熙皇帝对贪官污吏一向痛心疾首”，“可是，他对于索额图与明珠，却网开一面”，“索、明二人既是最大的贪官，又可做为他的得力助手，康熙帝在不妨碍其集中皇权的前提下，选择了两人的后一方面，容忍了前一方面。上述做法，并非康熙帝所独有，在乾隆帝身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他惩贪杀了大批高官，但对乾隆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却百般庇护”。（杨珍先生《盛世初叶（1683—1712年）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清史论丛》1999年号） 　　阶级统治的根本特点，无非是维护一小撮统治阶级，甚至皇帝个人的私利。皇帝需要大力表彰清官，粉饰现实，以维护统治，而与此同时，也更需要包庇特大贪官。难道不是皇帝的私利在作怪？还是回到前面的话，人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权大于法，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人治的条件下的反贪腐，固然有许多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情况，然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有宰杀老虎的史实，例如清嘉庆皇帝处置和珅等。但是，特大贪污犯得到最高权力的支持、包庇和纵容，他们的贪污犯罪尽管已至众所周知、百姓切齿的地步，却仍得以逍遥法外，宦运亨通，窃据要津，总是基本的史实。 　　历史上看不到因高俸养廉而培育的清官，也看不到真正因穷困之至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贪官 　　表面上看，个别清官似乎是十分风光体面的，如张伯行受康熙皇帝褒奖，“特谕有天下第一清官之褒”，或说为“江南第一清官”。同时，因“家道甚饶”，生活待遇颇高，但此只能属特有的例外。 　　如，清朝另一清官于成龙“薨于两江总督任所”，“藩臬入内寝，检遗囊，为棺敛计，见其衾帏敝陋，笥存白金三两，旧衣数袭，青钱二千、粟米五六斗，相率太息而出。性廉洁，俭于自奉，不为妻子计，恶衣粗食，安之若素。圣祖亦信之弥笃，以为廉吏第一”。这是反映了清官清苦生活的一般情况。明朝的海瑞“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也是一个清官的物质生活，民心如镜，上引记载也是人民对其清廉的追悼和哀思。 　　古代生产水平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历代都不可能为低官提供优厚的官俸。古代有关养廉的议论和措施，不可胜计。宋朝名相王安石就是一个力主高俸养廉者。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实行变法后，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他“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字。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 　　清朝雍正皇帝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其效如何？清朝是否就因此灭绝了贪官？高薪养廉在历代已屡行而无效，如今居然有人将它当作反贪的新建议和新发明，岂非过于荒唐而浅薄。况且既有马克思的明训，强调一切干部的中等工人工资原则，又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历史上看不到有因高俸厚禄的养廉而培育的清官，也看不到真正因穷困之至，揭不开锅，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贪官。做清官还是贪官，根本全在于个人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