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这个县尉就是靠荐举得来的，前述明太祖重视荐举人才，亦是一例。保举也可以算在荐举内，如参与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事，有了劳绩，可以由主官保举，给个做官资格。前一节讲到“生老病死”中人以办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就是由君主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人才，有时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荐。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高宗巡幸山东，武进人黄仲则以诗才为皇上所闻，把他召来面试，带回北京，分在武英殿写签条，这也叫征辟；以后积劳绩得保举，派出去当个县署主簿，是九品衔；后来再自己掏钱捐官，总算又升了一品，当个八品县丞。一个民间诗人，走过征辟、荐举、捐纳三段道路，也只不过混上个“二尹”，足见州县衙门里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自拉自唱上一段“杨四郎坐宫内”的人还真不少啊。 世袭和恩荫、难荫等，过去也被视为正途，实际情况是泾渭交流，不干不净的事情多得很。两汉魏晋时的世袭是赤裸裸的，门阀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权，好比是艾滋病毒，通过血液可以由父母传染给子女，还生怕被别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间的政治通婚，保证“艾滋病”的专利。前文讲到过北齐时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当县太爷，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时代的世袭，稍微隐蔽了一点。如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入太学和国子学，这就为他们得官创造了条件；宋朝的“补荫”更滥，凡三公、宰相、参政、枢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层官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还可分给亲属乃至门人。当然这种直接“荫”来的官，品秩是较低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件事：他的姻亲王九龄的祖父曾做过侍中，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病危，服了医生朱严开的药方后，转危为安。女儿便要父亲把今年“恩例”补荫的名额给朱严，作为酬谢。父亲为难地说：我已经把它许给了另一个医生刘公才了。女儿不答应，结果王侍中只好找刘公才商量，劝他再等明年。岂知当年授予朱严官职的制文下达后，这位医生没能医好自个儿的病，已经死了。刘公才闻讯去找王公，说是依照制度，可以重新提名，结果新颁制文便命刘公才荫补。孰料老刘大喜之下，多灌了几杯黄汤，酒精中毒死去了。至于究竟这个官有多大呢？其实只是个小小的助教。 金元时世袭又转为公然。元初时州县官都是世袭，元世祖时，廉希宪、宋子贞都上疏批评这个办法，谓“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又言这样做的后果是州县官员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赵翼《廿二史剳记》卷30）。到了明朝，又有所节制，还是用唐代的方式，让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员送一个儿子进国子监读书。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别恩准的，叫“特荫”；因前人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难荫”是对“烈士”子弟的特别优待，可以不拘品级了。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林清起义，波及豫鲁直数省，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死于巷战，谥曰忠义，追赠知县，又给“难荫”。一个从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荣典”，朝廷的用意就是要让天下小官从此更加卖命。州县衙门的杂职官里，有不少这类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