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读书赴考，为的是题名金榜，建功立业，但获隽后得从州县衙门里做起，每天干些“鞭挞黎庶”欺负老百姓的勾当，这算哪门子“清流”呢？难怪高适要大发牢骚了。 明清时代，州县正官佐的选任制度和仕宦风气都发生了变化。先是明初时太祖朱元璋注重吏治，强调选任州县官员应不拘资格，重在节操和能力，要大家推荐，于是不少没有进士出身的人，甚至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亦得通过考核后派往州县坐衙。把州县官做好了，得到优异的考语，可以越级提拔当知府，乃至径直调到京内当部员，部员的升途更广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海瑞和李贽，就都是以举人出身获得做官资格并且在州县学署里先干起的，后来全升了京官。这两个人全闯过大祸，蹲过监狱，但海瑞临死前已当上了南京右佥都御史，李贽是主动提出退休，又去做和尚的，但好歹也是四品衔的知府了。接着是清朝时官场上的风气大变，大家都想到地方上去当官。原因很简单：做京官“经济效益”差，缺少直接弄钱的办法。清人梁绍壬在其名著《两般秋雨随笔》中，专有一节叙“京官苦况”，谓“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地方官呢，哪怕小到七品芝麻县太爷，亦有许多捞钱的门道。州县官提升不易，这也是众人周知的，不过这会儿当官的人可顾不了这些了，甚至是巴不得别提升到京里去才称心哩。 那么，官场上的人们都想去地方上干，这可如何分配呢？这就得论资排辈。据《光绪会典》统计，全国一共有1314个县衙门，有145个和县同级的散州衙门，两项相加，还不满1460，而常年中有资格任此官的人，数目远远超过，于是种种故事就出来了。 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进士，发榜后参加朝考，然后分发各省见习、候补。这叫“榜下即用”，哪个县太爷的位置空出来了，马上就得让他去填补。更厉害点的，就是所谓“老虎班”了，即新科进士因朝考优异，被派到翰林院里学习，叫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或者继续留在京里当翰林编修、检讨之类，或者就去地方上当州县正官。穷翰林的实惠，哪里及得上县太爷，所以许多人宁肯这三年白干，也指望去地方上仍旧从七品芝麻官做起。不过这三年总有个报酬吧？于是便有“带缺出京”的制度，即在京里就给你安排好上哪儿了，用不着候补，径直赴任就行。因此有了“老虎班”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