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与他的从兄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风气对社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上一个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西晋官僚们也大畅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历任中领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于清谈之风盛行，使西晋的官员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     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司马炎在统一中国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意识，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政治日益腐败。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可谓一语中的。     西晋灭亡的两点启示     纵观西晋兴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西晋由兴到亡，犹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马懿、师、昭父子三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曹爽集团，掌控了曹魏大权。为了夺取曹魏政权，司马懿父子经过16年的打拼，到265年，终于登到了山顶。司马炎继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但司马炎没有经营好司马氏的天下，社会风气败坏，西晋开始走下坡路。西晋衰败，如同滑坡，速度越来越快，司马炎之后的三个皇帝，个个短命，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晋帝国！     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统治群体是致其短命的硬伤。比如，西汉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文、景到汉武帝，六七十年间，推行清静无为的恢复经济的政策，国家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从李渊建国到唐玄宗，虽然出现动荡，甚至武则天还改了唐朝的国号，但是唐朝没有大乱，根基未动摇，几代皇帝励精图治，持续发展，终于开创了繁荣的开元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