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揭秘:不是一个封闭制度(1)     文章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7月25日 作者：孙劲松 原题为《历史的启示--对话马未都 》     马未都先生本来是一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中篇及报告文学等上百篇。随着性子，马未都先生又搞起了收藏，并一发而不可收拾：1996年，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陆续出版收藏专著十余部，像《马未都说收藏》等。但是，在与马未都先生的谈话中，我发现他总是在用历史说今天，讲政治。马未都先生从另一个研究路径来解读历史中的政治现象，对我们也是一个观点交集、路径打通的机会。     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     孙劲松：马先生，您好！大家都知道，您是收藏专家，对史学很有研究，但最近发现您很关心政治，您的博客经常会出现政治类题材，像“拉登”、“干部制度”，等等。您准备研究政治问题了吗？     马未都：我小时候酷爱政治，但后来没有机会喜欢，就喜欢了历史。我在研究中发现，其实历史有许多政治启示。我收藏的经验，就是用证据说话。了解历史有两种途径，一个是文献，一个是证据。如果根据证据，你看清了这个事物背后的政治因素，那么，这个时代的艺术特征你就了解了。但是，政治因素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所有的事物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     比如，中央集权制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起来的社会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与其后面的文化背景相吻合，与文化冲突的制度，很难前行。     孙劲松：马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下运行的中央集权制，在今天会不会与现代相悖？     马未都：任何社会制度都有本民族文化的基因和特点，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各自的优劣。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无懈可击的，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无是处的。中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可，所以，我们的社会制度一定要在文化下运行。     中国疆土辽阔，民族冗杂，文化深厚，实行中央集权制有其必然性。但中央集权制并不等于它是一个封闭的制度，并不等于它吸纳不了优秀思想。中国的科举制和谏官制就是两个很好的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优良的制度，地方向中央输送人才，而不论背景、出身，只要考过就是国家的人才。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干部，科举制保证了治理国家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自下而上的良性而有序流动。     中国的谏官制度，唐以前就有，但在唐朝发扬光大。谏官制保证了唐尤其唐前期迅速进入辉煌。谏官制意味着，作为一个官员，却没有职位和权力，只有一个职责就是给皇帝，即给国家提意见。魏征作为唐初最重要的谏官提过200多条建议，个个掷地有声，其中90多条写入资治通鉴。魏征去世时，唐太宗说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当时他痛心疾首地说，朕今失一镜。     中国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确立于隋朝。隋朝在秦汉的基础上，制定了三部六省的行政管理权力的运行机制，保证了皇帝政令的畅通，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后来，中央集权制又融进了科举制和谏官制的治国策略。     孙劲松：如果说，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的话，那么，它在今天还有哪些作用？     马未都：中国历史表明，中央集权制的一个好处是避免内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央集权有力的，就是国泰民安，凡是朝廷羸弱，必是内乱不断。宋以后就不再打内战。宋、辽、金、元、明、清的朝代更替可视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内战。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废除。结果是，从1912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的13年间，其间有14省宣布独立，根据统计，大小战争约有4百多场。除此之外，13年期间，中国共有15人17人次坐上国家最高职位，像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徐世昌等全是军阀，最短的是周自奇，只有9天。军阀混战，百姓遭殃。这都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丢失。幸亏出了个蒋介石，兼并了军阀，后来又幸亏出了毛泽东打倒蒋介石，让中国38年战乱之后重归中央集权。新中国成立已62年，我们没打过一次内战，这是我们的幸福。中国的历史证明，只要丢了中央集权，立刻就进入纷争的内战状态。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循环，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强弱周期。     毋庸置疑，中央集权制也存在问题。比如，由集权导致的言路闭塞、决策失误和贪污腐败。任何社会制度都有优劣，不存在那种一无是处的坏制度和完美无瑕的好制度。我们应该把中央集权制度的优点用到最大，把缺点规避到最小。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