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句名言：“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北宋王旦任宰相期间多次极力向真宗褒举寇准，然而寇准却经常在真宗面前指出王旦为政的缺失。一天，真宗对王旦说：爱卿经常褒扬寇准，但他却不断地揭你的短。王旦听了面无愠色，坦然地说：理当如此。臣在位日长，久则多弊，寇准对陛下无所隐瞒，恰恰证明他忠直，这正是臣称道、举荐他的原因。后来，王旦重病不起，真宗问他后事嘱托，王旦只建议应尽早诏寇准入朝为相。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威逼年仅七岁的周恭帝禅位，后周符太后只得屈从。但由于行事仓促，在举行禅位大典时没来得及撰写禅位诏书，而这禅位诏书是万不能少的。在此关键时刻，翰林学士陶谷从怀中掏出一份事先拟就的禅位诏书从容递上，使得赵匡胤摆脱了一场尴尬。非但如此，其禅位诏书更是引经据典，妙笔生花，把逼宫篡位，述说成了周恭帝畏天命、顺天意、识大贤、法尧舜的竭诚之举。其中，对赵匡胤的歌功颂德，可谓极尽阿谀之能事，让人肉麻。禅位大典仓促而行，圆满而就，陶谷未雨绸缪、雪中送炭，立了大功，群臣对陶谷莫不羡慕、嫉妒。
　　然而，赵匡胤只给了陶谷物质重赏，仍然让他担任最适合其才的虚职——翰林学士。难道是赵匡胤不识其能，奖励不当？非也！赵匡胤知陶谷有功，但这功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行为。献禅位诏书于大典情急之时，可谓精心预谋、居心叵测。立国之始，百废待兴。重用一“小人”，群“小”蜂拥；重用一能人，群贤毕至的道理，赵匡胤自然懂得，所以只是赐与陶谷丰厚的物质奖励，而没有委以重任。
　　历朝历代，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投机钻营、卖身求荣的陶谷之辈不乏其人，可以说是专制体制的必然。宋徽宗用倡奢乱政的蔡京，明世宗用奸诈狠毒的严嵩父子，明熹宗用擅权误国的魏忠贤，乾隆用八面玲珑的和珅。而平原君不计前怨举荐赵奢，刘邦用出身贫贱的韩信，曹操用以檄文恶毒咒骂自己的陈琳，唐太宗用犯颜直谏的魏徵。千古功过成败，充分说明：陶谷之辈得势，小人逞强，民众遭殃；贤达志士显能，小人远离，事业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