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物。自司马迁于《史记》专列《酷吏列传》后，二十四史中列有《酷吏传》的还有《汉书》《后汉书》《齐书》《魏书》《北史》《隋书》、新旧《唐书》《金史》，凡10史，共记103位酷吏；扣除重复记载的11人，应有92名。但这并非说未列《酷吏传》的朝代就未有酷吏，只是从宋代始，酷吏们的行为与奸佞已无太多明显区别，而被史家列入奸、佞一类传中罢了。而更多的酷吏则没有传，只是在史籍中提及而已。这样的酷吏不下数百人之多。就史书中所列酷吏来看，大致以两汉与唐代武则天朝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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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史料所记，不难发现，汉代的酷吏大多数比较清廉正直，敢于打击豪强，对抗权贵。因此，酷吏也就不一定都是坏东西。就字面的意思来说，所谓酷吏只不过是执法峻酷的官吏而已。但司马迁所列两汉“酷吏”是有特定含义的。《国史旧闻·酷吏》中说：“所谓酷吏，乃制铄宗室者，侵削功臣者，取缔贵戚者，诛杀豪强大姓者，取缔富人投机取巧者。此等人物正《史记》所谓‘善吏不能化’者也，此等办法正《史记》所谓‘报虐以威’者也。然则当时所谓酷吏，乃拥戴君主而与豪民斗争者也，若但以后世猛酷之吏当之，犹嫌不相适应”。可见西汉时期酷吏的存在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打击与中央集权产生离心力的各种势力：宗室、功臣、贵戚、豪强，以及富人中之“投机取巧”而不利社会稳定和谐者。而这批人是“善吏”管不了，也治不了的，从“拥戴君主而与豪民斗争”出发，酷吏也就应运而生了。真是一物降一物。
　　如起首所说，两汉时的酷吏大多是比较清廉正直的(贪赃者相对较少)，而且具有敬天保民之思想，基本不危害百姓，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存在不但没有加剧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反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因为重典治吏，廉洁奉公的官员，人民群众总是欢迎的。
　　著名酷吏张汤，汉武帝初时任侍御史、专司刑法。他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巫蛊”案。武帝的第一个皇后姓陈，就是成语“金屋藏娇”中的那个陈阿娇。武帝未登基前为胶东王时娶为王后，登基后封为皇后。帝后感情虽笃，遗憾的是陈皇后未能为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武帝巡游至姐姐平阳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卫子夫(其弟就是后来平定匈奴的大将军卫青)，遂将其纳入宫中，因为怀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宠爱集一身”。陈皇后不甘心失宠，召女巫楚服为其祈祷，以图武帝回心转意。时间久了，引起武帝怀疑，遂命张汤审理。楚服自恃身后有皇后撑腰，不买账，从而激怒了张汤，将楚服以“巫蛊”定罪，牵连到宫中300余人，均被处以死刑。此案办得快速利落，武帝一高兴，张汤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为廷尉，成为最高司法长官。
　　张汤办的第一个案子“巫蛊”案纯粹是为了迎合汉武帝的不满皇后妒忌的需要，基本是冤案。但对仗势蛊惑人心者是一个打击，对皇帝后宫的安全来说是绝对有利。第二个案子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此案倒是证据确凿，张汤明白谋反大案都是皇帝最为忌恨的案子，从律令来说又是十恶不赦的，而且谋反案人少是反不起来的，所以，他办起来更是杀气腾腾，审讯时，所有能让人魂飞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每到审讯之时，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此一案，2万多人被杀。
　　张汤办的第三个大案仍旧是谋反案。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张汤已经侦得衡山王刘赐也参与同谋，但武帝不想牵连过多，就将此事压了下来。孰料3个月后，刘赐的太子刘爽上了一个奏折，告他的弟弟刘孝与父妾通奸，并与父亲串通谋反。武帝下令张汤立即查办。刘赐自杀。此案也造成2万多人被杀。仅此两案就诛戮了4万多人，可谓杀人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