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帮助晋惠公入主晋国，晋惠公恩将仇报，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惠公被俘。秦伯会晋使暇吕怕甥，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国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左传》傅公十五年）。以晋这样一个大国，还承认国是由贵族（君子）和国人（小人）构成的，可见，“国人”发挥氏族社会传统与遗习，晋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载：吴国称霸，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盟，卫侯由于观望而迟到，吴太嚭责备卫君“之来也缓”，“故将止之”，即不许卫君回去，要扣留他。亏得子贡为之辩解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这番话说得“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可见，国君有事“必谋于其众（即“国人”）’，是当时统治阶级所认可的。

综上可见，有周一代历史记载虽有东西南北之分，时间悬隔虽有几百年之遥，但其承认“国人”干预政治则是相同的。所以，《周礼·秋宫·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绝非虚构。

“国人”在当时政治上所以有着这般重要作用，是与他们所依附的公社组织密切相关的。“国”中的“国人”基本上是周族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及其平民，他们虽然也受当时统治阶级的“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的剥削，但在政治上却与统治阶级有利害一致的地方。所以，晋国史苏说：“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国语·晋语一》）。氏族共同体的公社农民各有其权利义务，各人的生命权也不会随便遭到统治者的剥夺和危害。邾文公所说的“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师旷也说：“夭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左传》襄公十四年），尚有共同体之遗风。春秋时代，山东半岛的莒国“国人”几次放逐国君，都是因为国君危害传统共同体存在的缘故。例如，公元前609年莒纪公子“多行无礼于国”，太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542年，“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越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庚舆甚且想与齐为盟，出卖共同体，贵族“鸟存帅国人以逐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上引事实表明，“国人”的利益遭受危害时，他们有权，也有能力反抗，而贵族也利用“国人”的力量更换国君。氏族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国”中公社农民的“国人”也都尽力维护这种传统。不过，由于历史的前进，象莒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多数国家业已有所改变。大体说来，春秋以前，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依然存在，也只有这种遗习遗俗才能维系各个邦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