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罕”为最高统治者称号的用法，也出现在“秘史”的最后面几节中。这一事实排除了“秘史”关于窝阔台汗的记事乃续写于蒙哥后期或者甚至更晚的可能。因为如前所述，至少从1257年开始，蒙古统治体系已接受了以“合罕”作为最高统治者名号的用法。这样，确定“秘史”写作年代的问题就变得较为单纯了。它记录成吉思汗事迹的部分，当写成于1228年的大聚会时；窝阔台部分则最可能续写于1251年选举蒙哥为大汗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只有§274至§277四节，大概是在与拔都后裔交恶后的元王朝时期才添加进去的。

那么今存“秘史”的文本又形成于何时呢？它至少要晚于《金册》成书之时。这是因为，如果撰写《金册》时“秘史”已称元太祖为“合罕”，那么《金册》绝不敢置“秘史”这一权威史源的提法于不顾，而把元太祖的尊号从“合罕”重新降为“汗”。

元政府着手编写列朝实录始于至元十三年(1276)。耶律铸于是年受命“监修国史”。这里的“国史”，据“王利用传”即指实录而言。前四汗的实录初稿，都曾被译为“畏吾字”蒙文，向皇帝进读，以便在听取皇帝的意见后再对它们进行修改。《元史》提到“世祖实录”也曾被译为蒙文。惟其所指，恐怕不会是多达八十册的“汉字实录”全部，而只能是它的节写本。世祖实录节本的蒙译文本，曾用金字缮写进呈。前四汗的实录部头不大，其初稿原已有蒙文译本；定稿后也完全可能用金字缮写进呈；其事当在“金书”世祖实录节译之前。拉施都丁所说“金册”，极有可能就是元政府颁发的以金字书写的前四汗实录蒙文本和世祖实录节译本。是则《金册》的完成，事在元贞二年(1296)至大德八年(1304)之间。

这就是说，今本“秘史”的形成，应在十四世纪。因而在这个文本中出现“东昌”、“宣德府”等晚出地名，也就不难索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