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乃蛮、克烈等部的首领在十二、十三世纪之际可能早已采用来自于突厥政治文化的“可罕”称号，并且后者亦曾被窝阔台汗当作他个人的专用名称，但直到1250年代为止，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仍然与各支兀鲁思的为首宗王同样地被称为“汗”。不过，在冲制于1252年的谷儿只钱币上，我们发现蒙哥已被叫做“合罕”。另外，《世界征服者史》尽管明确地提到铁木真的称号是“成吉思汗”，同时它却把蒙哥的名号写作“合罕”。就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而言，很可能是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合罕”的名称首先获得流行。大约在1250年代中叶，它终于被蒙古人自己所接受。1254年的蒙文“少林寺碑”尚使用“蒙哥汗”的称号；在1257年初的“释迦院碑记”中，我们已读到“蒙哥合罕”的蒙文语词。而1261年的蒙文碑铭则表明，自从忽必烈即位之日起，元朝皇帝便一向用它作为正式的蒙语称号。

从今存元代圣旨、令旨碑判断，由“汗”到“合罕”的称号改动，并没有被倒溯及元太祖的正式名号。此类铭文大都一仍其旧地称元太祖为“成吉思汗”；只有五通以“成吉思合罕”名之(其中最早的一例出现在1282年)。后面这种情况，似可看作是当日流行语词向官方文书写作的渗透。“成吉思汗”称号的保留，应与至元元年(1264)所定“太庙七室(两年后增为“八白室”)之制”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双语种并用的环境里，要确定前朝诸帝的汉式庙号，也就同时意味着需要相应地赋予或再度确认各人的蒙古语名号；恰恰在那时候，人们对“汗”与“合罕”之间涵义的差别还远没有如同后来那般的强烈意识。而“成吉思汗”的称号一旦在元初的官方语言中获得确定，它的形式也就被相对固定下来，为后代沿用不衰。拉施都丁的《史集》提到成吉思汗的几个祖先以及蒙哥、忽必烈和元成宗，俱以“合罕”称之；但对元太祖则始终采用“成吉思汗”的名号。《史集》的史源是《金册》。是知《金册》亦称元太祖为“成吉思汗”。

由上述说法也产生了一个困难问题：有关前四汗史的一种最详细、最重要的史源《元朝秘史》，为什么却把元太祖的称号写作“成吉思合罕”？伯希和在他的遗著《马可波罗注》里提出，今日所见《元朝秘史》，实乃元代某个时期的抄本；正是这个抄写者，按他那个时代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习称，将原来文本里的“成吉思汗”改写作“成吉思合罕”。

伯希和的这个见解十分值得重视。在今本“秘史”中，“成吉思罕”的称号仅于§255中一见。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抄写者改削未尽所致。在§123、§125、§126和§127,当史诗叙述铁木真如何第一次被他的部众推为蒙古部首脑，以及他如何向札木合与王罕传递这个消息、而后二者又如何答复时，他一连十次被称呼为“罕”。在交代窝阔台即位的情节时，“秘史”同样使用了“立窝阔台合罕为罕”(§269)、“窝阔台合罕既被立为罕”(§270)等词语。在“秘史”的行文中，成吉思汗一般被他的儿子们称为“合罕——父”，但有些场合也出现了“罕父”的称呼(§255,§269,§281等节)。在§201，札木合把铁木真叫作“罕——安答”，而不是“合罕——安答”。§74则称，铁木真兄弟都“罕每愿做到了”；文句中所使用的也是“罕”，而不是“合罕”的复数形式。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为抄写者所漏改的文句。可见在未经改动的文本里，大蒙古国的“大位子(yekeoron)”，原是被称呼作“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