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当日，“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翌月朔日，立中书省，但似乎仅任命了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祃祃等三人的官号，据同时代记载实为“行六部于燕’。这正是燕京断事官所属大必闍赤的汉译官号。是知所谓“燕京路宣慰使”的辖制地域，实际是整个中原汉地。惟当时未任命燕京大断事官，恐怕由大必闍赤直接对王文统等人负责。忽必烈既没有完全恢复在此之前已存在几十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建制，也没有依照旧例，给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汉地的大必闍赤以“行中书省”的名义，这表明他从即位之初，就试图突破大蒙古国的原有官制体系而进一步接纳汉法。这样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枢机构的组建形式中。中统初年，博尔忽曾孙、月赤察儿的胞兄木土各儿曾在开平行帐中担任“丞相”，当时的丞相正是大断事官一职的汉语译称。文献提到土别燕部线真在中统初的活动时，亦称他“线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时委任的大断事官。但这时的大断事官，其职权“惟专从卫宫阃诸事”，与从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书省”中出现了过去不曾用过的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右丞等汉语官号，这些直接指挥燕京大必闍赤的官员，呈现出从大断事官机构中游离出来，成为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朝中“执政”官员的趋势。

这样一种从蒙古旧制到新的制度体系的过渡状态，不过维持了很短一个阶段。忽必烈随即又对行政中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裁撤燕京路宣慰使司，改立燕京行中书省，原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赵璧分别担任燕京行中书省丞相、行省平章政事，行省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椽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缎匹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都直接隶属行中书省。为扩充机构的需要，汉地十道宣抚使举荐的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听候任用。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构建中枢机构的意图，至此获得最初的实施。

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首先完成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省大小官员与其直接下属汉地十道宣抚使奉诏北上。是年夏秋，他们在开平与大汗的大必闍赤一起考校中原民户虚实，议定钱谷大计；讨论和制定对稳定当时汉地政治秩序最紧要的若干施政条画；与此同时，忽必烈在对燕京行省官员进行当面考察的基础上，将在汗庭的执政班子和燕京行省的建制合并起来，加以扩大，进行比较全面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充实。五月，元廷对原先极不完备的中书省大加充实、扩展，形成，由中书省右左丞相（各两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组成的中书宰执会议（“都堂”）及其幕府机构左右司，直接受命于都堂的两个并列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左三部（后来分为吏、户、礼三部）、右三部（后来分为兵、刑、工三部），由它们分别承办例行政务。中书省扩建后不久，又拟定将都堂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于燕京。中、行两省至迟在中统四年以前又再度合并，并将首脑机关驻地迁到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