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宋代学者黄震写道：“太学举幡，已验乌台之风采。”（《谢黄提举升陟》，《黄氏日抄》卷九三）方秋崖笔下也可见“有六馆举幡之勇”的赞语（《代回何总领》，《翰苑新书》续集卷一二）。又如孙觌《谢万侯相启》以“诸生举幡而来”与“大臣按剑而怒”为对（《鸿庆居士集》卷一七），又李曾伯“大学举幡，共仰典刑之旧”（《桂林鹿鸣宴》，《可斋杂藁》卷二二），曹彦约“人千余而举幡，共推经济”（《答江西帅真舍人启》，《昌谷集》卷六），谢枋得“举幡帝阙下，则王咸之气节”（《回主簿交代札》，《迭山集》卷四）。孙梦观“晨入而倡举幡之义”（《建阳邓宰盈之》，《雪窗集》附录《墓志铭》），马廷鸾“慷慨举幡之谊，六馆在其下风”（《陈宜中除国子录制》，《碧梧玩芳集》卷四）等，都正面借用“王咸举幡”典故。元人牟所谓“太学诸生，犹记举幡之日”（《通刘提举启》，《陵阳集》卷一九），清人吴绮所谓“举幡汉阙，慷慨而明司隶之冤”（《翁苍牙见山楼诗集序》，《林蕙堂全集》卷三）等，也都是同样情形。“王咸举幡”得到肯定的历史评价。 style="TEXT-INDENT: 2em">宋人宋祁有这样的诗句：“光华覆盆日，哆侈谮人星。”“无人举幡救，挥涕望明庭。”（《泌阳王介夫》，《景文集》卷二○）对“举幡”行为表达了内心的怀念。刘克庄则屡有文字追慕“举幡”事。如《贺范左相》：“必能容折槛之人，必不罪举幡之士。”（《后村集》卷二七）《回卓教得吉》：“举幡而集阙下，不亦壮哉；衣锦而还故乡，可谓荣矣。”（《翰苑新书》续集卷一二）《方阁学墓志铭》：“自公去国，大臣之明扬，近臣之密启，群人之造辟，士人之举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后村集》卷四○）“士人之举幡”，被看做重要的政治舆论形式。又《挽陈师复寺丞二首》其一：“阙下举幡空太学，路傍卧辙几遗民。”（《后村集》卷九）又《杂咏一百首·何蕃》诗：“城去曾联疏，宣收亦举幡。向令无太学，安得有何蕃。”（刘克庄：《后村集》卷一○）已经明确指出了“太学”作为支持开明政风的舆论中心的作用。 style="TEXT-INDENT: 2em">历代文人对“举幡”行为体现出的“壮”“勇”、“忠”“义”、“慷慨”“气节”的赞同和称颂，并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政治史的记录中，我们还看到对“举幡”这种“激昂风节”表现的仿效和继承。 style="TEXT-INDENT: 2em">据《宋史·王居安传》，直言谏臣罢官，“太学诸生有举幡乞留者”。名臣李纲政治生涯中，身世沉浮，也有类似“举幡”集会显示“民望”的情节。《宋史·聂昌传》：“李纲之罢，太学生陈东及士庶十余万人，挝鼓伏阙下，经日不退，遇内侍辄杀之，府尹王时雍麾之不去。帝顾昌俾出谕旨，即相率听命。王时雍欲东等狱，昌力言不可，乃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四六用故事配今事》：“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罢，而京师父老与太学士子伏阙下，挝鼓乞用。钦宗遣内侍宣谕已用，纲尚未退，暨召纲入。”汪藻《贺李纲右丞启》写道：“既名高而众娼，乃谗就而身危。士讼公冤，亟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经艰难，益见奇伟。”（《浮溪集》卷二三《启》）这段文字，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五、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等纷纷引录，可见影响之大。宋宁宗嘉定年间，“外患交攻，廷臣有以和战守三策为言者”，主战派袁燮辞归，“太学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诗以送袁君曰：‘天眷频年惜挂冠，谁令今日远长安。举幡莫遂诸生愿，祖帐应多行路难。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韩非老子还同传，凭仗时人品藻看。”（《说郛》卷三八上张仲文《白獭髓》）也以对正义立场和勇敢精神的怀念，追述“举幡”故事。 style="TEXT-INDENT: 2em">明人章懋《国子监策士》有一段慷慨激昂的文字：“前代太学诸生，有举幡而救鲍司隶者，有倡义而不污朱者，有杀身以争宰相之用舍者，有卷堂以论宰相之起复者，亦有优劣之差乎？诸君皆四海之英，由贡举而来，肯自处若人下乎？愿一吐胸中之奇，老夫当敛衽以拜下风。”（《枫山集》卷三《杂著》）石有《大学幡》诗：“博山炉小烟曲曲，汉鼎虽存已亏足。苍生但怨皇天痴，不信高安好皮肉。长乐宫中断袖起，相国府前人倒屣。关东王母正行筹，日下白虹空贯珥。东朝将相无所倚，何事复令司隶死。谁能砥柱障颓波，不若弹冠伏都市。孤幡扬扬生烈风，海内是非须有公。浮云蔽日不作回，天功正气自可凌。苍穹老臣若肯存，精忠遮道一言羞杀翁。”又有《再作太学幡》诗：“三尺布，逾仞竿。太学诸生朝举幡，谁其救者司隶冤。回天转日谅不难，请君先为遮道言。驰道不可行，使者安可闭。车马已没官，有过各宜悔。但愿相公屈于理，无使司隶屈于势，庶为邦家保廉耻。廉耻一坏公莫轻，拜尘颂功风始成。”（《熊峰集》卷八《七言古》）其中“孤幡扬扬生烈风”，“天功正气自可凌”句，表达了对“王咸举幡”的精神礼赞。 style="TEXT-INDENT: 2em">后世舆论对“举幡”事迹的追怀，体现了王咸壮举的长久的历史影响。也体现了“举幡”行为在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形成的文化震动。翦伯赞讨论东汉末年的政治文化形势时，注意到“在野的处士、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的一部分学生这三种力量之平行发展，相互声援”（《秦汉史》，408页）。王咸“欲救鲍司隶者立此幡下”呼声所引起的后世的思想共鸣，依然主要发生在“在野的处士、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的一部分学生”这一社会层次中。 style="TEXT-INDENT: 2em">清乾隆帝《评鉴阐要》卷二“下司隶鲍宣狱纲”题下写道：“丞相官属不法，司隶钩止，职也。乃不问孔光，反捕从事，倒置已极。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称贤者，又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韦，以闭距诏使曲为周内，鄙矣。驯致举幡太学，俨如聚众，当时之政，尚可问哉。”论者指责孔光、彭宣等，又批评“当时之政”，然而所谓“举幡太学，俨如聚众”，与历代文献中常见议论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因为身为帝王，对于“聚众”而形成对最高执政者的压力，怀有本能的戒心和敌意的缘故。 style="TEXT-INDENT: 2em">还有一种对这种“聚众”抗议行为表现出否定态度的人，也出现于在野士人即“处士”之中。东汉末年，名士申屠蟠多次不就辟举。《后汉书·申屠蟠传》还记录了他对于与迫害先进士人的“党锢”案相联系的太学生运动的态度：“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申屠蟠认为，汉末士人“非讦朝政”的舆论形势，将导致“坑儒烧书之祸”的复演。而太学生的参政热情，也是否定的对象。后世一些学人对于申屠蟠政治表现和人生态度所谓“乱世保身”（《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全身远害”（〔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知几而深致”（〔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一）、“卓乎其不可及已”（〔宋〕熊节：《性理群书句解》卷八）、“士之有识者可贵矣夫”（〔明〕崔铣：《士翼》卷三《述言中》）等赞美，当然也是对“处士横议”的否定。 style="TEXT-INDENT: 2em">“王咸举幡”这样的太学生的请愿，表现出了青年知识人作为执政集团的后备力量在进入官场之前即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责任心。这种责任的正义性长期受到肯定和赞誉。然而王咸们政治立场所决定的诉求内容和请愿方式的历史局限，也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