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东汉时期的太学生运动受到史家比较多的关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比较早的史例。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情形，体现出黑暗政治势力因太学生的议政运动，被迫有所收敛。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汉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汉桓帝延熹五年（一六二），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集会，“诣阙讼之”，使皇甫规得到赦免（《后汉书·皇甫规传》）。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一七二），因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查的官员四出逐捕，收系太学生竟多至千余人。永兴元年和延熙五年的太学生运动，翦伯赞称之为“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他在《秦汉史》一书中指出：“由此看来，当时的太学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态，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当时的太学，便变成了小所有者政治活动的中心。”翦伯赞还写道：“知识青年，往往出现为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的，便是东汉末的太学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407—408页） style="TEXT-INDENT: 2em">我们看到，太学生以“先锋”角色表现出“英勇”的史例，更鲜明地表现于窦武之难发生时敢于奋起武装抗争的情节。汉灵帝建宁元年（一六八），知识界的代表太傅陈蕃与大将军窦武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宦官。宦官集团抢先动作，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窦武终被杀害。《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后汉纪》卷二三说，这支临时组成的武装队伍入承明门后，又直抵尚书门：“到承明门，使者不内，曰：‘未被诏召，何得勒兵入宫？’蕃曰：‘赵鞅专兵向宫，以逐君侧之恶，《春秋》义之。’有使者出开门，蕃到尚书门。”最终“剑士收蕃”，“遂送蕃北寺狱”。这八十余名“拔刃”“入宫”的勇敢的“诸生”们也应当陷于悲剧结局。吕思勉《秦汉史》就此分析说：“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奋身以赴国难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下册，720页） style="TEXT-INDENT: 2em">应当指出，就东汉太学生的集体请愿而言，永兴元年事也并不是“第一次”。还有更早的发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史例。《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欧阳歙》记载：名儒欧阳歙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看来，有人以为“太学生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热忱与积极”，仅仅只“是汉末不容忽视的现象”的看法（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年版，480页），也是不准确的。 style="TEXT-INDENT: 2em">其实，关于“太学生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热忱与积极”的历史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吕思勉还注意到，早在西汉，已经发生过太学生请愿运动。他写道：“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并举《汉书·鲍宣传》所见太学诸生为营救鲍宣，拦截丞相乘车，并守阙上书事（《秦汉史》，下册，719页）。田昌五、安作璋也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所关注，指出：“由于太学生中不少人来自地主阶级的下层，对外戚、宦官集团的横行无忌和瘫残腐化十分不满，因而不断酝酿着反对当权集团和改良政治的运动。西汉哀帝时，他们曾声援因反对丞相孔光而获罪下狱的司隶校尉鲍宣。”（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486页） style="TEXT-INDENT: 2em">汉哀帝执政时期发生的这起政治事件，见于班固《汉书·鲍宣传》的记述。丞相孔光负责四时巡视先帝园陵，可能由于职任特殊的缘故，属下官吏获准通行于驰道中道。鲍宣以京师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缉查违禁行驰道中的行为，指令吏员制止丞相掾吏通行，并没收其车马。鲍宣以行为冒犯宰相受到追究，由御史大夫处理。有关官员到鲍宣府上逮捕其随从吏人，鲍宣紧闭大门，拒绝放行。于是因阻止皇帝使者，不遵守臣下礼节，大不敬，不道的罪名，鲍宣被投入主管司法的廷尉部门的监狱。随即发生了太学生支持鲍宣的情愿。“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他们在上朝的日子拦截丞相孔光的乘车，同时在皇宫门口集会上书。汉哀帝于是不得不从宽处置鲍宣。 style="TEXT-INDENT: 2em">王咸的行为，标志性的动作就是“举幡”。“举幡”，也就是在当时的公共行为中举起了富有号召性的旗帜。 style="TEXT-INDENT: 2em">《后汉书·虞诩传》记载，汉顺帝时代，司隶校尉虞诩因与利用权势、贪赃枉法的宦官首领张防抗争被治罪。执政集团上层就此发生争议，汉顺帝犹疑不决，随即发生了为虞诩“诉言枉状”的请愿：“于是诩子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虞诩最终得以“赦出”，张防等受到惩处，也是因为成功的请愿。不过，与王咸为鲍宣组织的请愿不同，发起者是虞诩的儿子虞，参与者也并非太学生，而是“门生百余人”。“诉言枉状”的对象，竟然是对皇帝有影响的宦官首领“中常侍高梵”。而事情的转机，确实发生于高梵“入言之”之后。然而，一种共同的举动——“举幡”，却使我们注意到这起得以“即日赦出诩”的请愿行为与“王咸举幡”事的一致之处。 style="TEXT-INDENT: 2em">太学生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多的接触，对于弊政的危害，也有直接的感受。他们以特殊的视角观察到社会矛盾的激化，因而对汉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可以获得比较清醒的认识。太学生站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特殊立场，使得他们代表的舆论倾向具有某种公正性。 style="TEXT-INDENT: 2em">太学生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积极的政治意识、正义的情感倾向以及政争中“英勇的姿态”，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许是执政集团上层官学教育的设计者和推进者起初没有想到的。 style="TEXT-INDENT: 2em">据荀悦《前汉纪》卷二九的记录，“王咸举幡”故事发生在汉哀帝建平四年，也就是公元三年。这一事件的发生，距离汉武帝兴太学不过一百二十七年。按照《汉书·武帝纪》的记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前一二四）“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通常认为这就是太学制度确立的标志。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太学规模，只有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元帝“更为设员千人”。《汉书·儒林传》记载：“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即使“王咸举幡”时太学仍然有“弟子员三千人”，“诸生会者千余人”的情形，依然表现出王咸惊人的号召力以及“诸生”们极高的参与比率。当然，也不能排除“诸生会者”包括太学以外知识人的可能。《后汉书·翟传》：“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李贤注：“昭帝时博士弟子员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时诏无置弟子员，以广学者，故言以万数也。”东汉人言汉元帝时太学“弟子万数”的说法，可能并不确实。而即使当时太学真的有“弟子万数”，“诸生会者千余人”的参与程度，依然是惊人的。 style="TEXT-INDENT: 2em">考虑到“王咸举幡太学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时太学的规模，自然会理解这一情形与东汉晚期“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的行为以“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后汉书·翟传》），“诸生三万余人”（《后汉书·党锢列传》），“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后汉书·儒林列传上》）为背景，是有所不同的。 style="TEXT-INDENT: 2em">“王咸举幡太学下”事迹，在后来的士人心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