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少时，家贫寒，曾为富人在海边牧豚（放猪）维持生活。年轻时，他曾任过薛县的狱吏，因无学识，常发生过失，故犯罪免职。为此，他立志在麓台（望留镇麓台村）读书，苦读到四十岁，又随老师胡母子始修《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便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他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被任命为博士。
　　 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武帝认为他无能，再被免职。于是，公孙弘便称病辞官，在家赋闲。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便推举年已七十岁的公孙弘应诏，他一再推辞，不肯前去应诏。他说：“我出使匈奴，因没有才干被罢归，请大家另举贤者。”但最后，他还是应选。
　　 公孙弘到了太常，所征百名儒士各写对策，公孙弘处为下策。后来，上奏天子，天子却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待入见天子是，公孙弘丰仪魄伟，深得天子喜爱，又被拜为博士。
　　 当时，朝廷注重与西南夷的沟通，并在巴蜀设立了郡县，由于赋役酷虐，百姓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归来奏对，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骇。可是，时过事转，皇帝并未深究其事。
　　 公孙弘长相恢弘奇伟，美姿容。由于晚年力学，所以广见博识。平时，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学说，对法律进行解积阐述，汉武帝非常赏识他。公孙弘常说：“人主的毛病，一般在于器量不够宏大；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于生活不够节俭。”于是，他在家中，能身体力行，“夜寝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后母去世，他视为亲生，服丧三年。在朝廷议事，他常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和违逆圣意，汉武帝非常喜欢他这种驯良守礼之德，其认为他口行敦厚，善于言词，有文彩，熟悉法令与各种公务，便升任他为左内史（京畿地方长官，掌治京师）。
　　 公孙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是他巧用“心计”。有一次，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商议，为一事二人分别上奏。面见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后，窥伺上意，据上意再取决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对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陈条，也都采纳。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有一次，汲黯当庭诘责公孙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皇帝听后，认为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欧免官，皇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当时，朝廷方通西南夷，又东置沧海郡（在今朝鲜），北筑朔方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公孙弘认为，这样做是“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屡次柬言停办，皇帝不采纳，并领朱买臣等人去砭责公孙弘，当面陈说设朔方郡的好处，一一摆明十条理由。公孙弘无理反驳，心亏词穷，无一言相济，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说：“我是山东的乡鄙之人，见识短浅，实在不知道设朔方郡的好处，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敬望朝廷停止经营西南夷与沧海郡，专力经营朔方郡”。皇帝恩准了他的请示。
　　 历史记载，公孙弘的才干，不在他人之下，当时，不可能一条理由也没有。他之所以这样做，恐违皇命与己不利，顺应皇主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