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主要是按地域来划分其国民，而不再象部落联盟那样主要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其居民的，夏朝的建立者禹按照洪水退去后的自然区域，把中国划为“九州”，即所谓“芒芒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已经冲破了血缘的旧规。《尚书·禹贡》所列九州的次序是：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实际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境内。

（2）“国家的本质特点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主要是常备军、刑法、监狱和官吏等。禹征三苗时，他的部队已是“济济有众”（《墨子·兼爱下》引《禹誓》），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向他的部队宣布严厉的军纪（《尚书·甘誓》），后来少康又能以“一族兴夏”，证明夏的常备军是强大的，所以春秋大国争霸时人们还说：“夫能夏则大”。《尚书·吕刑》讲到刑法起源时说；“苗民弗用灵（命），制以刑”，说明禹伐三苗时已有刑法。《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奴隶制法典。夏代设没有监狱，叫“夏台”、“圜土”，夏桀就说过：“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奴役异部落的需要，夏朝已逐渐形成行政管理机构和官僚集团。《世本》称：“夏后氏百官”，《礼记·明堂记》记有六卿、牧正、庖正、车正等官职名称，《尚书·立政编》还将夏代官吏分为三大类：宅事、（中央官、宅牧（地方官）、宅准（祭祀官），而且认为三宅是夏、商、周三代相沿的制度。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子便是夏王，第一个夏王便是禹，禹本是“禅让制”产生出来的部落联盟的首领，那时由于生产部门的分工、交换关系的发展和大量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在生产上，以及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形成，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都在日益扩大，为了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禹曾在今安徽蚌埠西郊的涂山和今浙江的会稽大会夷夏诸部落首领，“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饰邪》，并见《国语·鲁语下》）参加会议的要“执玉帛”向禹进贡，迟到的要被杀头，说明禹此时已由一部落联盟首领蜕变为事实上的国王，所以一般论者把“涂山之盟”看作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禹死，其子启继位并用武力剪除了维护“禅让制”的伯益和有扈氏等旧势力，在首都阳翟钧台（今河南禹县北门外）举行了盛大的享宴来招待众多的氏族部落首领，所以“钧台之享”意味着众多“诸侯”完全屈服于世袭王权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父传子、家天下”的局面正式确立。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历三、四代人，一百多年时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才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