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著，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