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超过日本。 　　早在 1915 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59 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地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 合、 又、 若、 打 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 约、 从 而 如 何 如 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 59 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 ：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 ：“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 ；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如果日本战胜中国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 ：“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 ：“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见《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 1924 年。)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哪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 ；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奢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 1000 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 ；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 ；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 ；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 1896 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 1906 年就有大约 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战胜中国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