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一言以“毙”日本人：色。几年前他们的几个留学生在西安献艺，中国人就受不了，道貌一下子岸然，听说还至于上街游行。其实，那些大学生在宿舍里攒头看蜡笔小新(日本动画片)偷着乐的，不正是这个色劲儿吗？如果有道具，或许留学生们还要穿上白天鹅舞裙，正当要害处支出鹅头，脖子长长的，像日本电视上经常播映的那样。杰克逊的品牌动作是手抚鼠蹊，而走红的日本歌手桑田佳佑干脆在台上拿麦克风比比画画，他老婆就在后面弹着琴。倘若来中国演出，那他可就只能剩下“悲伤的心绪”，甭想再“看见美好的未来”，跳“泪海”去吧。 　　日本人确实色；当然，这时候我们就不说“寡人好色”，指认那是从中国学来的。从前有个叫中江兆民(1847—1901)的，在宴席上用双手抻开阴囊，斟上酒让艺妓喝，那艺妓也真是了得，说了声谢谢，一饮而尽，然后按规矩回敬，拿起刚烫好的热酒直注阴囊杯，把杯主烫得跳将起来。中江是哲学家，所著《一年有半》也收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里。七老八十的田舍汉，你夸他牙口还挺好，他却应声说要是下边还挺就好了。中国人听了要骂老不正经，但看那一脸的嘻笑，也觉得他活得不累，不必把男盗女娼憋在肚子里，做长者状。 　　好色的人多了，也就蔚为文化，奉为传统，但拿到海外去弘扬，不时遭棒喝。几年前一个叫江头二点五的艺人在土耳其脱光了表演，观众群起而攻之，被警察逮去罚款。一到这时候日本人总是“谢罪”说不了解人家的文化，但我觉得原因更在于幼稚。因为幼稚，像讪皮讪脸的孩子，逗中国人乐也不看看人家心里正起急。如今再不是一声工农兵就能吓倒一大片的年月了，以革命的名义一句不顶一句，唯一能拉来做虎皮说事、出气或撒娇的，似乎就剩下民族大义。这面褪了点色却更显斑斓的大旗一举，当权者也不好说什么。有一本书，不曾读过，只记得书名，叫《日本人怎么竟这般幼稚》。怎么的呢？恐怕跟那个宫泽贤治不无关系。 　　宫泽贤治是儿童文学家，诗人，去世七十年。像过去中国人常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日本人没有不知道不怕雨不怕风的，时见报端，这就是宫泽的名句。“不怕雨，不怕风，何惧严寒、酷暑，一副结实的身骨。没有欲望，绝不恼怒，恬静的笑容，在我脸上永驻。”(邓云凌译，发表于宫泽贤治著作权保护期失效之后)有人说这是明治以后日本人写得最好的诗。在书店或图书馆的架子上，关于夏目漱石、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宫泽贤治的研究著作最多，能摆出一两排，而宫泽论似乎更多些。一儿童文学家居然压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等辈，简直是童话，千年日本文学史也露出浅薄。今日中国人看郭老沫若当年的诗篇甚觉幼稚，而宫泽的幼稚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日本却依然受宠，从中便看出两国从文学到国民性的差异。